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

冉 按：这是《中国西部》杂志杨兄在做一期桃花的专题时，所做的一个小访谈。我很诧异他们做一期桃花要我来说这些话，当然我是乐意说这些话的。这些话 诚如他所说用在版面上是比较克制的，因此有可能意思的完整度不够，请朋友们原谅。但对传统传媒，能发声要尽量发声，以使我们的观点能得到更多的传播，这是 我的一贯理念。下面就将这篇小访谈张贴于我的博客上，以飨更多的朋友们。关于清明的纪念，过两天再写吧，这两天要休息一下，马上到旧书市场淘旧书。很久没 去了，真是十分想念。2009年4月5日6：53分于成都
在我看来，桃花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因为它的姣好，所以我们说女人艳若桃花，讲到那些艳丽的故事比如婚外情的时候也拿桃花来做隐喻；再就是作为乌托邦的隐喻，《桃花源记》在中国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性质。

因 为皇权社会下人们展示自己才华的渠道十分狭窄——无非就是读书考取功名，所以皇权社会很多知识分子在批评过专制、独裁，批评过恶政府的时候显得十分婉转。 比如他们会虚构一些上古时代的美好社会，比如庄子、老子等，其实通过虚构这种上古的美好社会来声东击西、指桑骂槐。他们不敢公然地批评政府，因为那样代价 实在太大。而虚构出那些所谓的至德之世、大同社会，也就是桃花源，也就是乌托邦。

这 种乌托邦在古代文化中刮 起一股隐逸之风，我的理解是，一个是置身事外，再一个就是消极抵抗（中国人有逃跑的自由）。但人始终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哪怕你是一个隐士，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哪儿都得交人头税（户籍税等）。西方人说人一生下来就有两件事情伴随，第一条就是纳税。所以逃是跑不掉的。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美好到无可挑剔的社会，我们也没必要为此努力。因为去为一个毫无瑕疵的美好社会努力，是徒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种乌托邦只应该存在于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

一个社会肯定会充满很多弹性，也就是说总会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现有瑕疵的时候去进行修正，今天发现一点就今天修正一点，明天发现一点明天再修正一点，让它更加合理，更加人性。

当然，如果作为一种私人选择，你说自己想过一种清静无为的生活，过一种隐士般的生活，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公共领域选择逃跑，比如你的权利受到伤害，而你选择逃跑，那就不是反抗了，那是鸵鸟。而且这样的心态会损伤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等待（搭便车）者。

这 个社会太多的人想搭便车，很少人有责任感，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去努力。而且中国人讲究实用，巴不得今天做了事情明天就能收到效果。这就像中国人对读书的态 度，如果认一个字能挣五块钱，那他愿意，要不他宁愿去打几把麻将。罗素讲（三要素），对苦难有着不可忍受的同情心，对爱的渴求，对知识纯然的热爱。中国人 不讲这个，他们心中充满焦虑，但是十分着急，要是自己不能看到目标的实现，就不去做了。

所 以有时候一个社会 事件出来，会出现知识分子失语的现象——当然，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个人行为来讲，不对某件事情发言，无可厚非（当然，要是集体失语，知识分子是有责 任的）。但是你不能乱讲，比如余秋雨，他如果只是自己挣钱，那我根本不可能去说他。但是他在那里“含泪劝告”，这就不仅仅是无知了，简直是无耻。还有那个 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我觉得这都已经越过底线了。如果任其泛滥下去，任其是非颠倒，任其价值错乱，对整个社会都将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 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很多人都把类似的常识抛诸脑后，做出一些很愚蠢的事情（比如你要爱一个国家，首先要从爱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的亲人朋友、爱你生活的 地方、爱你本人开始。而不是架空的、抽象的爱国家）。这其中一些愚蠢的行为不仅损伤了本人的利益，而且损伤了其他人的公共利益（包括我的利益），这就是我 要批评这些人的原因。我觉得应该做出我自己的努力，尽我自己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