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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30 June 2011

Love Your Country to the Point of Going Wacky

Hyperlink to the source text in Chinese: 爱国爱到你变态
Translated by @Dissenter2020, proofread by @krizcpec

Since the Sanlu tainted milk scandal broke out, Chinese citizens that had some degree of conscience were furious when they learnt tha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babies had developed kidney stones. Melamine levels in twenty-two milk brands far exceeded the national standard, for a while people rejecting domestic milk products became a widespread trend. In view of this, Niu Gensheng, the CEO of Mengniu, a major company which milk products contained excessive levels of Melamine, used the same method Liu Bei had employed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he people – he shed tears. And in his own defense he stressed his company's status as a national brand, as a means of gaining consumers' sympathy, thereby making people forget that they did not change fundamentally; [questions like] how to monitor product quality, by whom; how to disclose information without falsification; how to prevent deceptive advertising, and so on [all tossed to the wind].

Tuesday 28 June 2011

向外国聋子学习


冉按:这是十年前我为一家报纸所写的时评,评论一位成都市民余涌军因不堪夜间麻将的噪音,转而欲起诉夜间麻将噪音制造者的文章。我从不主张传媒挞伐 和官方阻止市民打麻将,我认为打麻将,完全是市民的自主权利,只要不影响到他人的权利,但影响他人的生活则又当别论。传媒的批评只不过一贯怂人捏软柿子的 作派,官方则是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官方这种该管的不管,凡涉及民众自主选择生活的时候,就滥管乱管,是典型的政府越界,是强势政府的胡搞乱来。


有 朋友嫌我的时评写得太直接太露骨太不给官方面子,因此建议我学点幽默,多加点佐料,来点小噱头,仿佛这是写时评的圭臬,是不二法门。老实说,我虽然不够滑 稽突梯,但要写得软和写得俏皮,其实并不难。讲小故事的才能自以为还是有点的,要自我阉割,通过当今的传媒审查也不难,但我不痛快。为了痛快,所以每周自 办《冉氏新闻评论周刊》近四年,已达191期,因此国内几乎没有敢发我时评的传媒,来句阿Q式的自我解嘲,这叫做求仁得仁,又何憾焉?20101229950分于成都


有 个外国聋子,被伟大的中国文化尤其是筷子所吸引,决心在有生之年来中国旅游,以偿渴慕之夙愿。他游览长城时,发现了它的气势,更发现了陈尸于其上的垃圾, 于是他就用袋子将他见到的垃圾检起来。这时一拨对垃圾熟视无堵的、高声喧哗的年轻人,说笑着路过他的身旁,使得那个外国聋子突然听到了有声世界。他高兴, 狂喜,他感到中国伟大的地方,不只在于他有他国所不及的悠久文化,而且像这样在公共场所高声喧哗的年轻人,也能使他“振聋发聩”,治疗多年未愈的耳疾,否 极泰来。于是他就回国宣传中国不仅有深不可测的悠久文化,就是年轻人在公共场所的吼声也非比寻常。


这 则“振聋发聩”的成语故事的“外国版”,引起了不少外国人尤其是外国聋子的注意,他们成群结队前往中国,发现前一个外国聋子所言非虚。但是有一个后果是前 一个外国聋子未曾道及的,即这些外国聋子在听到有声世界后,还没来得及欢呼,耳膜受振太厉害,纷纷又回到失聪状态。因为他们发觉不仅在深夜可听到刺耳的麻 将声,而且一个意大利聋子还听到了卡拉OK厅对帕瓦罗蒂的拙劣模仿,更有建筑工人昼夜辛勤劳作,机器轰鸣不已,一切的一切,中国人仿佛都像聋子一样听不 到,而他们这群外国聋子却敏感万分,最后又只好痛苦地渴望变成中国式的聋子。于是他们从开始研究怎样使失聪的双耳,如何得以复听,到后来研究中国人如何能 够做到人人都像聋子一样,对包括公共场所在内的所有噪音,基本上能做到听而不闻,这等上佳功夫是如何修炼出来的,他们特别感兴趣。


这群外国聋子中有一个聪明的聋子回去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每一个耳聪目明的正常人,都对自己的权益受损像一个真正的聋子一样的话,那么所有人的耳朵都只 有装饰作用,由此证明耳朵是多余的。他还据此撰写了一部专著《论中国人耳朵之多余》,获得博士学位,又反过来证明了中国人的耳朵也不是没有一点附加值的。 但对大多数外国聋子来说,他们最终明白中国式的聋子的功夫,就是他们修到来世也无法习得,只好痛苦地承认自己实在缺乏慧根,于是学得冯小刚的“一声叹 息”。诚然,事情似乎正在起变化,现在有人譬如不堪麻将噪音之扰的余涌军出来说,她的耳朵不是多余的,由此证明中国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聋子。


20001121日凌晨3点于成都


垄断是我们生活的中祸根


冉按:最近发现一批尚存在电脑上的旧文,还从来没有在敝博乃至网络上发表达。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也算是留存雪泥鸿爪。同时也在我没有闲暇写新博文的时候,可以拿来填塞敝博,让关心我的朋友看看我的思想轨迹。更重要的是,在我们这个国家,文章保存在网络上,比保存在电脑中更可靠。20101015 837分于成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无论是经济领域还是政治领域,垄断尤其是绝对的垄断可被看作是人类生 活中的毒瘤。可就是这样的观念,在我们的生活中改变起来是多么困难,而最大的困难便是垄断者或者垄断行业利益的让渡及再分配。这就好比一个人将一言堂搞惯 了,你要他来点民主,心平气和地倾听他人的意见,犹如九天揽月般困难;同理,一个垄断行()业,它有绝对控制消费者消费的权利,让消费者别无选择,你要 它能制订出合适的价格,生产出让消费者满意的产品,做出良好的服务,那绝对是痴人说梦。


而这样“痴人说梦” 的,能主宰我们消费者消费权利的企()业,在我们的经济生活中可谓不胜枚举,举凡电信、电力、铁路、邮电等便是其中的“佼佼者”。每当有长假或者春运, 便是运输行业敛财的节日,运输行业借此无端涨价,消费者也无可奈何。换言之,被许多经济学家自鸣得意称作假日经济的东西,无非是某些垄断行业借此“屠杀” 消费者的宰客经济而已。中国电信业的所谓竞争,也是徒有其表,移动与联通其实是形成市场的双寡头而已,这是市场竞争不充分、不公平、不透明的必然结果。而 原本据传要取消手机不合理的双向收费,因为担心境外的股市投资者丧失对在境外上市的中国电信的信心,也被推迟。我们是否有理由一问,难道我们仅仅只为了担 心境外股市投资者对中国电信丧失信心,不使股市下挫,就以维持电信的垄断(其实对在境外上市的垄断企业,境外的股市投资者都不会有真正的信心,这在境外的 股市上已明显地表现出来了。越是担心别人的信心,就越是垄断,越是垄断,就越是使别人丧失信心,这样的恶性循环,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及牺牲国内消费者的 利益为代价吗?其实对于延迟取消手机双向收费的代价,有识之士如经济学家周其仁早已指出,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代价都是巨大的。但那些政策的制订者为什么就是喜欢一意孤行呢?


其实对于十分听话的中国消费者来说,只要你诚恳地告诉大家,说造成如今的行业垄断, 实在是其来有自,而我们也在改进,只是改进的速度缓慢而已,我相信不少人也会理解。但可气的是,越是垄断程度高的行业,越是喜欢打着国家利益的幌子,唱着为人民服务的高调,借此聚敛更多的行业利益或者个人私利,从而获得不受批评的豁免权。这就好比一个强盗明火执仗地抢钱,却硬要逼着你说这钱是你送给他的礼物,还要你无限上纲地表扬他一样可恨。面对此种情形,我只记得龙应台先生的一句话: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200027日凌晨4点于成都

两难困境中的父亲


冉按:这是前几年应一位书商之约而写的一本小书《乌托邦的现实兄弟》(十万字)中一节,用自己所学的社会学、经济学、史学的简单知识,分析中国社 会,至今认为还不过时。该书商后因资金原因退出此行当,好在我赔偿金早已拿到,故只好暂时搁置出版。有意出版的朋友,可找我索要样章(目录及参考文献附 后),具体细节可另商。2010618900分于成都


一 本名为《没门》(NO WAY)的书,邀集了众多美国专家,述说和研究了在这个世界上诸多的“不可能”。从蒙田的“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到集众力来研究诸学科的“不可能”, 是人对自身认知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同时也是对无穷无尽的未知领域的拜服,对真知的谦卑态度,比那些无所不知的狂妄,更近于我们生活在困境中的真相。在《没 门》一书中,经济学家豪克巴斯用一篇《经济的不可能性》探讨了很专业的“不可能”——诸如经济学家阿罗的“不可能性理论”等——但在我看来,于我们现实息 息相关的问题中,展现出它艰难的“不可能”面貌和魅力的,无过于平等与效率对我们极大的困扰。


著 名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哈耶克虽是二十世纪社会科学界的巨擘,但面对社科研究方面的平庸,也不无伤感地说:“无庸讳言,与众多令人振奋的物理学发现相比,社 会研究领域的景象只能让我们心灰意冷”。“心灰意冷”正好表明社会科学研究者面对社会问题的棘手程度,远非过去时代能比。在众多繁难的问题中,平等与效率 问题,无疑是二十世纪扰嚷不休的问题。因为重效率如调控不佳,会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重平等,则会造成非常贫穷、一无所有的平等,使平等徒具虚名,而无任 何实际意义。政治哲学家、伦理学家罗尔斯在平等与效率上,主张将优先权交给平等,而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则主张优先权交给效率。面对平等与效率这种“鱼和熊掌 不可兼得”的两难局面,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用《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一书,把罗尔斯、弗里德曼两人的观点作了一个适度的权衡:有效率的平等。他的表 述是:“市场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必须被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反之,他的潜台词亦是:“平等是必不可少的,但它也必须控制在恰当的范围内”,奥肯因此对二 十世纪这个著名的难题的作了较好的破解。


效率是自由市场之 必须,平等是民主社会价值必不可少的维度,前者禀承亚当斯密的“市场是只看不见的手”的理论,后者则诚如奥肯所说,“社会拒绝把自身变成一架支付一定量钱 币便可换取一切东西的巨型售货机”,一些权利是不可让度的,“因为权利不能为金钱所买卖,而且因为它们是无偿地分配公民的,它们自然而然地就没有‘经济事 物’的价格标签”。既然并非所有东西都可以拿市场来衡度,那么便有与“完全”市场化的矛盾问题。而这些不能完全市场化的权利如平等,在某些方面自是对效率 有所抑制,这是一对将会持续存在而不会完全消敉的矛盾。



平 等与效率的矛盾,并非只是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才有,就是一个几个人组成的蕞尔小家,也难逃如此困境的制肘。托名奴隶伊索所写的《伊索寓言》中就曾 有这样一位处于两难困境中的父亲。这位父亲有两位女儿,分别嫁给菜农和陶工。有一天,父亲去看望嫁给菜农的女儿,问他们有什么困难,女儿便说,生活尚好, 惟望老天爷常常下雨,以润泽菜地,以便多收了菜好拿到市场卖。不几天,这位父亲去探看嫁给陶工的女儿,问她生活得如何?她说,生活得还好,只是巴望老天爷 丽日天晴。父亲怜爱两位女儿,手心手背都是肉,倘使帮其中任何一位祈祷下雨或天晴,都是对另一位女儿的不公和伤害,因为老天爷不可能同时满足她们二人的要 求。对于这样的两难困境,父亲要怎么办,才能达致心愿与实际效用的最大化,尽最大限度减少双方的损失,使双方都有利。


这 位父亲最简单的做法,是同时为他两位祈祷,或者都不祈祷。同时祈祷,既下雨又天晴,就有“祈祷”资源互相抵销之嫌。如果都不祈祷,即浪费了可以左右(事实 上只是在心理上能左右,并非有实际效果,但在不懂天气预测之古代祈祷被认为一种有效的方式)好处的“祈祷”这个资源,也不是最佳办法。最有效且简便的办法 是,看菜农和陶工,哪家的效率高,哪家效率高,就为哪家祈祷。但收入高的一方应为收入低的一方作相应的补偿,这种补偿不会让收入高的一方感到还不如你替对 方“祈祷”得了,同时收入低的一方,也能基本满意,这样达成了“效率与平等”的某种意义上的“和解”和“双赢”。


一 个社会,政府制订的政策,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才可能将市场搞活,并且做大社会财富的蛋糕。只有将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整个社会才能分到更多的蛋糕,以 满足整个社会各阶层民众的需求。这就是说,效率是要务,如果没有效率,蛋糕没做大,那么每个人所分甚微,甚至有食不果腹,三餐不继的危险。而那种“一无所 有”或者“厨烟不继”的原始共产主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最终只会导致饿殍载道,使平等丧失了真正的意义。所以,平等必须在发展生产,促进商品 经济的基础上来谈,才能有它的现实意义。但有东西过后,怎么样分配,并不是个可以一蹴而就的简单问题。


众 所周知,绝对的平等是不存在的,那么怎样的分配才能达致社会较佳的满意度,从而实现整个社会大体可以满意的平等?首先固然应该按照多劳(劳包括的种类是很 多,资金、土地等的投入从广义上看都应该算所谓的劳)多得的分配规律。复次,对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说法,应该作必要的修正。不劳者,有几种情形,一是不能 劳,没有劳之力,不用含糊,一个健全的社会,对这部分人应该有足够的关爱,让他们过上有保障的生活;二者是有劳却不劳,安于得最低工资,安于贫困,你也不 能因为他不去劳,就断然剥夺他的最低保障。因为最低保障是一个社会对底层人群的基本关怀,这种关怀不是施舍,而是一个和谐社会之必须。因为每个与你生活在 社会群体的人,都与你通过各种方式,息息相关。当然,这样一来,对整个社会效率势必有所损伤,这正好说明效率不是一切。





进 而言之,社会资源总是稀缺,资源总量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个一定的不变量。所有的人都为争夺一定量的、有限的资源而不懈努力。哪怕你是遵循市场规律、通过 光明正大的手段获得了自己应得的利益,因资源总量的有限,你已经客观上占得了别人从理论上所应有的资源份额。单从这点来看,竞争中的胜利者和失利者都有着 千丝万缕的、不可分割的关系,尽管商场中的胜利者不必为此承担道德义务。


自 然,我们也不必拔高胜利者的道德觉悟,所以才指望政府通过合法的税收,让竞争中的胜利者缴纳自己应该缴纳的税收,以此来转移支付竞争中的失败者所应得之基 本保障,而不是采用赤裸裸的动物丛林法则,让大家来个你死我活的缠斗,使得失败者最后不得不依靠博命来进行“血酬定律”式的较量。当社会底层(竞争的失意 者)人群,最后不得不亮出最后的底牌——起义造反、血腥残杀——时,社会动荡的总体输局已然铸就,满目疮痍、千疮百孔的社会,要想补救,所耗成本、所付代 价,便昂贵到不可计算。如此一来,效率大倒退是必然,所以平等不是要你效率来“施舍”,而是效率没有平等作保障,最终会使效率丧失殆尽。这对一个贫富差距 越来越大的社会,是个不可忽略的警示。

比傻帝国的愚民游戏


我说中国是个“比傻帝国”,有人往往会错看成“傻逼帝国”,虽然这二者有关联,但差别却是很大的。“比傻帝国”是由官方导演,群众参与,恐怖胁迫, 知识分子书写所成就的谎言帝国。等我有闲了,我将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比傻游戏写出来,可能堪比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现在只是将我们现实 生活的比傻成就,随意拈几个出来说
一:原地踏步踏的傻子游戏。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天空走向天空,从空气走向空气,从傻子走向傻子,从妓院走向妓院,从自己走向自己,你说他们在玩一套什么样的非人类游戏呢?
二:统计政治学的流行。几十年来的统计政治学的撒谎,每年都在增长,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就是从胜利走向胜利这种比傻游戏的基石。如果你喜欢做数学题,你把他们每年的增长率加在一起,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
三: 按需分配的政治数学。中国真是个有发明创造能力的国家,不仅盛产统计政治学,而且是产生政治数学的温床。中国经济增长总是大幅攀升到极尽吹捧之能事,各种 非正常死亡总是持续下降到不准人们说出具体名字和数字的地步。数字在中国是按需分配的,而分配的权力自然在官方手中。
四: 国家发展得不好,是人死得不够多。多难兴邦的逻辑前提是,我们这个国家不够好,是因为灾难还不够多,死人还太少,大家不要怕地震加人祸死了近十万人,应该 多死点,这个国家才有振兴的希望。穷人死光,留下太子党,中国就是世界上平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了。嗯,多难兴太子帮。
五:灾难为什么经常发生呢?那是我们的胜利还太少。一次大地震死了近十万人,只有七个胜利,真是太少了。好在拜政府六十年来的功劳所赐,非正常死了几千万人,所以才比较轻松地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金色盾牌,热血铸就;胜利辉煌,死人打造。
六: 灾难为什么战胜不完呢?灾难经常发生,不期而至,不必有一个良好的制度加以预防,在中国已成一个常态。为什么呢?你要是把灾难完全战胜完了,他们哪里去找 战胜灾难的机会呢?所以为了官员们官阶的可持续发展,请屁民们配合,向余秋雨大师学习,保持灾难战胜不完的动人气氛。
七:作为屁民,你为什么要不得好死才行呢?那是为了有机会体现党疼国爱,发挥你作为一个死人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最后贡献。官方的思路的确历来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是在泄露党国机密。
八:为什么中国的小说家缺少想像力呢?那是因为中国现实的残酷、无耻超出了小说家的想像力。可怕的现实把中国小说家们的想像力全给噎住了,所以小说家们只好在现实的阴影底下苟延残喘了。
九:中国演员的表演功夫为什么那么差呢?那是因为我们政府表演才能太牛逼,央视每天的新闻联播,就是领导们持续不断表演的剧场,谁还对中国演员于政府的拙劣模仿感兴趣呢?
十: 坏事怎么转变成好事呢?就是把坏事尽量掩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至于这坏事是怎么造成的,不必用制度变革去制止,因为制止坏事的发生,就是减少了自我表 扬、自我圣化的机会,减少了“伟光正”的出镜率和上报率,这样还不如让坏事持续不断存在的好。只有这样坏事才能根据官方的需要,变成他们所能掌控的好事。 依此类推,化悲痛为力量,不是将你的悲痛化为替你冤死的孩子维护正当权利的力量,而是要你化为官方所需要的力量,最终把悲痛独自留给你。
2009520829分于成都

恐惧并不可耻


我当然不会做论文,来说恐惧是什么,但恐惧是人常见的心理与生理反应。当有意外的人与事,或者人与事强大到自己不能掌控的时候,或者威胁随时有可能降临,头顶悬了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时候,人就难免不恐惧。换言之,恐惧并不耻辱,只是我们常见的心理与生理反应而已。

恐 惧并不耻辱,用尽一切办法想让你恐惧的人与机构,才是真正的不良。就像人应该拥有的诸多自由一样,应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所以那些造成你恐惧的制度与人 事,就是我们应该起来改变的对象。而政府就像一头猛虎,它的权力不受制约,就像没有笼子的约束,却放任它在人群密集的大街上行走一样,那是一件多么危险可 怕的事,而这正是布什主张将政府关进笼子,官员要站在笼子里讲话原因。而我们的政府不仅是一头在大街上放肆行走的猛虎,而且还是时常威胁你、警告你的猛 虎。尽管有时这头猛虎并不一定来骚扰你或者诉诸武力吃你,但它让你随时感到有一种危险、不安在蔓延。当这种不安蔓延到你生活中的各个领域,监听、跟踪、盯 梢、告密等成为常态的时候,当高压、流放、改造、严打、杀戮,佐以无边的谎言宣传时候,当亲人不可靠、朋友不可信、你要自证其罪(包括交心)、每个人都恐 惧到互相提防对方的时候,恐惧就会变成你生活的空气,从而恐惧如魂附体,成了不少人血液的一部分。即便剔骨换肉也无法清除,这是一种怎样要命的纠缠,不经 历法西斯、共产主义国家生活的人,是断难想像的。因为所有的文字描述及图片展示,都不能罄尽恐惧之于他们生活影响之万一。

恐 惧不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对于权力不受制约的政府与统治者来说,不仅成本最低,而且有像古罗马斗兽场里,观看人兽互斗的乐趣。他们从人民互相撕咬,争相向他 告密,争相向他求饶献媚里,得到了一种变态的精神和心理满足。这些满足是他们在物质生活高度腐败的情形下,另一种他们常规的娱乐。即使人民变得恐惧、胆 小、懦弱、麻木,成了他们最大的娱乐。他们看到人民互相不信任,带着戒惧的眼光,连亲友间倾诉心曲,包括夫妻间的枕头夜话,都会变成恐惧的一部分时候,他 们是多么得意啊。那种狰狞的笑,你只要有一定的想像力,便不难感到那种笑声是如何让你头皮发毛,悚然惕心。从小的愚民教育、听话说教,到“防人之心不可 无”的民众心理,再到无处不在的阴谋的泛滥(互相利用信息不对称坑害对方),就是一个信奉丛林法则的政府所必然乐意倡导的。我们只要看看中国人许多方面的 处世原则,就不难看到专制制度和独裁政府,对我们的伤害有多大,因为我们许多处世原则,都还是地道的丛林社会的产物,而非文明社会所当有。在一个信奉弱肉 强食、不信而多骗的社会里,加上政府无处不在的惩治性管理,恐惧成了我们生活的信条。

但吊诡的是,在独裁制 度下生活的人,恐惧却是互相的。不只是小老百姓恐惧,官员乃至最高当轴一样的恐惧,他们的办公室、坐车、住家乃至他们的出行,都成了一种设限的猪圈般的生 活,只不过他的猪圈豪华得多。独裁制度下,民众最受伤害最为恐惧,但官员乃至最高当轴他们也是恐惧者,只是他们恐惧比我们少一点而已。一个互害的社会,一 个使所有人都恐惧的制度,我们生活在此中的人就是不思改变,真是令人匪夷所思。或许有人会说,官员把恐惧当成是一种享受,因为他们喜欢那种无时不在的保护 性的生活。所以官员们要竭力阻止社会改良。一个健康的社会,以使大家都获得自由,因为大家都自由了,他们的特权感就体现不出来了,那种心理上的优越感和自 傲(林嘉祥的“屁民论”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就无法体现出来了。但问题是,这样的官民关系,伤害和恐惧的绝不只是民众。恐惧并不可耻的,但可恨的是独 裁制度,以及竭力想维护此种制度的特权人士。

有人说,你就不恐惧吗?我恐惧,和大家一样。但我认为面对恐惧 的方式可能有所不同,有人说,你的电话肯定被监听,我说他爱听不听(这不表明我赞赏他来听,我反对他来听,这只是我反对无效时的被动考量,但对他们这种窃 听,我一直反对),事涉公众利益,我私下说与公开说的完全一样;有人说,你出来可能有人跟踪,我说我到不了那个级别,即令是有,我也欢迎他一起聊天喝茶, 但茶钱你得自己给。官方最高兴的是,你完全按照他威胁性的旨意来生活,生活在恐惧不安中,活得越来越憔悴,生活越来越无趣,它最高兴。它会暗中说,他丫的 牛逼个啥,还不是被吓得半死。对待恐惧,你就是时常恐惧,时常警惕,恐惧也不会自动消除,那么你最好是不那么理恐惧,按照自己的生活路径去生活,那是对给 你制造恐惧者最大蔑视与难堪。人生有限,与其恐惧地活着,半夜三更时常失眠(你就天天不睡,它要抓你还是要抓你,因为你与恐惧制造者的博弈还没有达到一种 有效的均衡,当然达到了有效的均衡,那么它也就无法制造恐惧了),毋如完全尊重自己的规律与轨迹,这是对制造恐惧者的最大打击。

这 样说,不是说要你无视恐惧,做任何事都应该有自己的实际利益与生存境遇的考量。我是一个不要求别人怎么做的人(我也无权且无意这样去要求,如果一定要分的 话,我是个消极自由主义者),我只知道自己愿意去弱弱地做,做一些能做的事。我说出这一切,只是为了与大家分享我对恐惧的看法。你可以恐惧,但你不必由他 人吓唬,变成一种自我吓唬。你不要顺着恐惧制造者的圈套和心意,自我复制恐惧,最终成为恐惧彻头彻尾的奴隶。最大的恐惧只有恐惧本身,就是这个道理。

20081213928分于成都

最不可辜负的是民心


我并不是个过份悲观的人,但也没有那种予求予取的乐观。因为生在这个不容乐观的国家,得让你在高兴时提防着点,因为你刚高兴政府有点进步,那一系列 的丑恶便接踵而至,粉粹你稍微拥有的幻想。这次中国政府在救灾中的一系列表现,尤其全国哀悼三天,是这个已经比较僵化了的政权六十年来最好的危机公关措 施。在危机公关中,他们利用威权政府的效率,温家宝第一时间到达灾区,在僵持了72小时后让国外及台湾的救援队进入中国——虽然进入滞后,只是个象征大于 实际用处的举措,但总比一直不让别人来要好得多——以及在地震初期因来不及第一时间管制中外传媒而稍微有信息放开的举措,都是他们不错的危机公关的举措。

但 是这一切,在陆续的地震当中,政府处理危机与灾难时巨大惯性及一切坏毛病,又重新让公众怒不可遏。一个没有真正监督的政府,尾大不掉、积重难返,中央极权 的坏毛病在救急时似乎显出一点刚性的效率,但在灾难相对平复后的重建,那些六十年来积累起来的与这个政权相伴相生的坏毛病,就像洪水泛滥一样让已经觉醒起 来的民众非常的沮丧、愤怒甚而有可能失控。千万不要迷信你现在手上有丰盛的税收和强大的军队,这两样东西不会一成不变,都是一个不稳定的变量。四九年以惨 烈的内战得鼎之后,共产党最喜欢说且非常得意地是,他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人心向背。除了像笑蜀兄所编的《历史的先声》中的民主自由言论及他们的空头许诺的 民主自由的未来,对大批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愚弄以外,人心向背的确在某种程度上起着一定的作用。政权一旦得手,这一切都可以肆无忌惮地收回,甚至不惜自掴耳 光地查封《历史的先声》这样当初他们承诺的言论。

六十年来,官方一直在透支老百姓对他们的信任,复以“伟光 正”式的宣传让许多老百姓看不到他们为恶的实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讲,尚能收拾一二人心。多难未必兴邦(“多难兴邦”在我看来逻辑不通,中国的不少成语中 多有逻辑不通者,待以后有闲时说叨一二),但对共产党这样的威权政府在特殊时刻发挥其相对的效率是有好处的,同时开动宣传机器从中转移人们对灾难中的人祸 因素的质询,变坏事为好事,将死难无数的灾难变成一个又一个去夺取的伟大胜利。这些“伟大”的“胜利”,真可谓一将功成万骨枯,看他们“胜利”的口号背 后,有多少悲惨的家庭没有得到真正的安慰,你就知道他们的“胜利”是什么东西了。四川汶川大地震是官方赢得民心的一次绝好的机会,但他们似乎不太在意这一 切,尤其这个官僚体制,已使许多官员变得冷血且毫无应对危机的能力。在此种情况下,官僚体制削减政府的公信力真是有很大杀伤力。下面我试说几点,让我们来 看看他们是如何辜负仅存的民心的。

一:众多善款怎么监管,你相信他们不腐败吗?自己监管自己的把戏我们看得 还少吗?截止28日,各级财政拨款是195亿,而公众捐款则达347亿。这些捐款和财政投入的两大使用者,一是民政部门,二是红十字会。民政部门作为政府 部门,其怎么让民众相信他们会真正使用好救灾物资?人们对中国红十字会的不信任已是公开的事实,他们没有像样的财务报表和公开账目,没有独立的第三方审 查。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并不独立,只是个准官方机构而已。在中国与官方有染的机构的可信度都要打折扣。事实上,中国红十字会单是在订帐篷上,与一家公司 之猫腻,在网上嚣嚣甚传,但至今没有谁来真正澄清此事,并得到人们的认可。

二:教育界腐败在地震后的突显。 教育界的腐败和政府任何一个部门的腐败,都是大家心照不宣、路人皆知的事。任何垄断尤其是政治上的垄断,都是腐败的真正温床。在这样的背景下,垮塌 7000多间校舍,死亡学生上万人,这是个令人痛心疾首的耻辱纪录。我们不是说成人就该因那些人祸因素而死亡,但我们更应该追究那些因人祸因素而丧生的未 成年人。一个国家的官员对未成年人如此凉薄,由这些官员所组成的政府难道真正值得信任吗?都江堰聚源小学、绵竹富新二小等地小学的家长,希望公正查处那些 垮塌学校的问题,但四川省教育厅在教育部的授意下,很快抛出那万恶“五点”,这是让民众真正愤怒的根源,如谓不信,咱们拭目以待。凡是家长,有谁不对这样 的局面痛心疾首?如果你的孩子不是因为天灾(从南方周末对聚源镇的报道可见一斑,这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人祸)而是因为人祸而不明不白地死去,你内心着何感 想?如果你刚好是一位不幸的家长,当你想通过正规渠道、通过法律手段不能得到良好解决的时候,你会怎样自处?

三: 提倡宣传主旋律,其实就是鼓励造谣。我曾经说过,什么是主旋律呢?主旋律就是主子的旋律。新闻不讲究真实与真相,而是有意去造假,报喜不报扰,不是根据事 实来进行报道,而是根据官方的需要来进行信息过滤与处理。此种过滤,不只是违背新闻的基本道德,而且违背五月一号才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成都在搞 “三突出一不许”(具体内容我不知晓,但有人揣测是突出党的领导,突出政府功绩,突出英雄人物,不许报道学校。我认为这个揣测虽不中亦不远矣),整个媒体 正在逐步煽情,逐步自我吹捧,将政府抗震救灾这样份内应该做的事,往“伟光正”的固有套路一路狂奔,成为又一次自我表扬典范。救灾早期政府得到西方媒体的 表扬,尽管让政府尝到些甜头,但他们似乎还是感觉到不如他们“伟光正”的宣传套路有效,于是回到老路,继续搞新闻管制和封锁信息的自我表扬。

四: 到灾区的表演非常多。许多的官员到灾区去捞政治资本,是表演救灾秀,这只是劳民伤财添乱。还有很多官员和国有企业把到灾区当作一场灾难的旅游,这已经在许 多志愿者所写的日志中看得非常明显。地方村官也利用自己权利,把持着物资分配,或者将好东西留着自己先用,深入灾区基层你便不难看到这些。与此同时,大批 物资堆积,而民众手中物资却并不充裕。这样的表演只会逐步丧失民心。

温家宝在北川中学黑板上书写一个“多难 兴邦” (真正应该收藏的是绵竹一些学生家长所写的那幅“孩子们不是死于天灾而是死于人祸”)便引起许多马屁精要保留这个字迹的欲望。如温家宝每讲一句每写一个字 都要保留的话,那么建议这些马屁精搞一个“温家宝废品收购站”吧。在这样大的灾难面前,我们的媒体和官员,对准的不是民众,却是更高的官员,像这样的思路 不更改,你怎么能够尽量杜绝灾难中的人祸因素?温家宝这回的表现,也就基本及格,在这样的政权下,他算是尽了点力,也就仅此而已,犯不着如此奴才和卑贱到 要保存一块黑板上的字迹。如果这样的话,将六十年来一代一代的领导人所讲的屁话、假话、空话、大话、套话都收集起来,加上奴才们的捧场,那一定洋洋大观, 一定会矗立一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奴才博物馆”。这回四川大地震,我想政府应该知道民心的力量,但遗憾的是,他们似乎又走上了辜负民心的老路,还在使用 早该唾弃的宣传手段与拙劣的自我表扬。

2008530849分病中于成都

我对西藏问题的态度


最近的新闻当然不少,引人注目的新闻则是西藏的骚乱与台湾的选举,这两点都与我们的生活与权益有关。与我们的生活与权益有关,当然值得我们每个人思考,值得我们来认真谈谈,同时也有不少朋友希望听听我对此事的意见,下面便是几点我简单的意见,难免挂一漏万,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一:放弃要烂就烂在锅里头的统一观念。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几千年来对统一有着变态的热爱,却不问这统一是否对自己的权益受损。我认为个人权益比不着边际的统一更重要,任何统一及族群认同,都是有条件的。那种不论怎样穷,不论怎没有尊严,不论怎样没有自由,都要统一的理念,我是不认同的。我认为族群认同和统一,必须在每个人有自由选择和内心认同的基础上,否则强扭的瓜不甜。任何不经别人的自由意志,而强行让别人认同你,都是不可取的。

二:主张自治,而不轻易主张独立。比如西藏独立涉及到太多人的利益与感情,当然首先应该尊重藏族人。但是再尊重藏人感情,不过要言独立,成本实在太高,可能会造成不少的冲突,所以我主张真正从根本让西藏在统一的情况下高度自治,但政府得真让别人自治,而不是上下其手,表面自治而骨子里面却很少有什么真正的自治。九七年后,在香港自治上,就是一个比较坏的范例。

三:我反对个体的暴力,更反对政府的暴力。如果真如官方所说,“一小撮”藏人在烧杀抢掠,那么我也是反对的,不管你有多么正当。当然从藏民的角度讲,从达赖的角度讲(他派他的兄弟与中共高层谈判很多次),他们一直希望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但政府在其间的诚意,却似乎一届不如一届,这是政府应该反思的。文明政治,应该抛弃暴力,应该知道谈判妥协,才是正道。

四:光明正大的政府,是不封锁消息的。你既然认为是藏民滋事,有何不可以开放让别人来看,让记者来采访的呢?可以这样说,封锁消息才是真正的圹大事态。谣言不可能止于智者,谣言只能止于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信息开放,让真相来制止谣言,而不是封锁真相让谣言蔓延。

五:封住别人的口,只许自己一个人来发表定性判断,这是很霸道且混帐的逻辑。你封锁消息,不允许新闻自由采访,却在那里自己做出什么达赖集团在幕后指使的定性判断,这是可笑的。别把人们的正常判断能力想得那么低,事实这样只能显示自己在处理这些事情上的蛮横与愚蠢。

六:提高危机公关的应急能力。雪灾的处理不合格,此次拉萨事件一样不合格。官方几十年对不同意见,不同的权益诉求,大都采访弹压的政策,而不思改变,这样僵化做法,应该逐步改掉,不要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要不见棺材不掉泪。现在已是个权益分歧越来越多的社会,个人的利益,族群的利益,民族的情感,都应该受到极高之尊重,而不是口惠而实不至。

七:民族、宗教、人权等方面的诉求,都非常棘手,应该真正有诚意的谈判,而不是用枪杆子来压服。我是一个少数民族,而且在藏区工作过,藏族人的好与坏,也天然存在的。但藏族人的情感与族群认同、宗教信仰、自由选择的确是个大问题,这方面政府不是没有可检讨的余地,也不是做得让人满意。可以这样说,政府这几十年来对藏区的统治,在我看来,不算合格,看一看每次藏人的不满,都从什么开始,就不难看出这一点。这方面的文章在网上已有不少,大家可以查看。

八:任何恐怖活动我都反对,不论这恐怖活动来自官方还是来自民间。如果藏人要求独立而迁怒于普通汉人之上,见汉必杀,这样你就会丧失真正的同情与理解。就像巴勒斯坦人,你是不容易,但你搞自杀式袭击,这无论如何不能得到理智之人的支持。恐怖活动是政治和生活中的毒瘤,是真正的饮鸩止渴。这一点对任何要求独立或者自治的团体都一样有效。

九:奥运之年,当然会有不少的事情,希望政府克制、包容、有同情心,要有善意来解决不同团体和个人的权益诉求。不能因为奥运而弹压别人正当的权益诉求,包括因奥运而受损(比如拆迁户等)的人之权益,也要负责的解决。作为一个政府不要老想到别人是借奥运滋事,而要想别人为什么借奥运滋事?如果没有权益受损,没有人权受损,他哪里能有什么借口呢?为什么美国开奥运会,他国内的人很少杯葛(即有杯葛,也让他杯葛好了,让他反对好了,一个社会有人反对是再正常不过了),那是因为他开的奥运是可以批评的、民主的奥运。我们现在奥运不仅不可以公开批评,而且官方还强调在奥运之年的任何诉求都应该服从奥运,这是非常错误的。任何大型的活动,也不可以干涉和损害民众的日常生活。同理拉萨事件,也应该真正理智解决,不能因为奥运而粗暴弹压。

十:逐步推进民主自由,才是中国也是西藏问题真正解决的钥匙。没有民主自由,别说西藏问题,就是更多的中国问题,也没有解药。独裁统治,是一种不可以接受的政体,是对民众权益与尊严的伤害,必须改变,这是大势所趋。

2008320800于成都

抗议是一门公民课


在我们的国家有许多常识被遮蔽,譬如政客也好,政治家也罢,都是官员,他的必修课之一,就是有风度地面对民众抗议。可惜前天温家宝在剑桥演讲所遭遇 的抗议者扔鞋子事件,他发表的那番讲话,不仅没有风度,而且缺少抗议者对他的日常训练。国外的民众不是你想炒回锅肉时特意安排的北川民众,也不是中国驻英 使馆里看你包饺子时的属下臣民。至于外交部那没有风度和教养的发言,动辄上升到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以一种暗含威胁的态度,来表达一个国家外交辞令和展布 形象的做法,由来已久。要说对中国的国家形象有所伤害,那么外交部是当之无愧第一损害者和不及格的表演者。
温家宝被抗议者 扔鞋子的事件,有许多种解读,其中包括从布什和温家宝被扔鞋子的事件来看此间的差距。这是个不错的认识此一近乎相同事件的角度,可惜论者没有将问题说清 楚。布什受到鞋子袭击后,脸上似乎没有什么反应,说的话更是轻松幽默,“我猜那是双大号鞋”。而温家宝则脸挂严霜,随即便是一阵意识形态的高空轰炸,“老 师们、同学们,这种卑鄙的伎俩,阻挡不了中英两国人民的友谊。人类的进步,世界的和谐,是历史的潮流,是任何力量阻挡不了的。请让我讲下去。”一个抗议者 扔一双鞋子,当事的政客(哪怕是政治家)如此反应,正好反应出民主与专制制度下政客的不同。而被领事馆组织去的华人,以及哪怕自动去的华人留学生的长时间 鼓掌,如果是真实的内心反应,我认为他们也是缺少民主政治训练的人。如果不是真实内心反应,只是情绪化的打气和完成政治任务,那当然也算是一种不够高明的 表演。

民主政治制度下的领导人,是经过选民选举、辩难、抗议等程序训练出来的。他们不称职,会被选民用脚投 票选掉;他们死猪不怕开水烫式不答辩、不解释相应的质疑,那么他们就会受到更为严厉的如国会议员的质询;他们不会因应相应的抗议,不会有风度地面对抗议, 那么他们就不会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人,民众不会选出这样的领导者。换言之,抗议对于欲参加政治活动,想当政客或者政治家,想当官的人来说,绝对是一门永久的 公民课之训练。因为越是民主的社会,越是有许多方式的抗议活动不时发生,这是民主自由社会的常态。民主社会的政治家推出一套政纲来,没有反对的声音,没有 不同意见,没有不同的声音,那才是咄咄怪事。因此那种动辄嘲笑民主社会的领导人,走到哪去,都会有人抗议,实在是非常浅薄愚昧的看法。就像那些看到别国议 会议员吵架(乃至有少量肢体接触),反而歆羡自己国家的“人大代表”一致通过,没有任何人反对的声音一样,这只是愚民教育的结果。议会里的议员在会议上 吵,有效地避免警察到街上去抓捕民众的抗议,更有效地阻止了民众和平示威被军队开枪射杀的悲惨命运。议会里的议员互相吵架、辩难,充满制衡的国家,是很少 发生如上悲惨事件的,你是喜欢议员在议会厅里吵架呢,还是你一合法抗议警察就来抓捕你甚至痛殴你乃至枪杀你呢?

我 不认为扔鞋子是抗议温家宝的最佳方式,也不认为这样得体,但抗议者行使抗议的权利不应受到剥夺。至于抗议者是否扰乱公共秩序,相信英国警方将会秉持英国法 律来处置,不会对抗议者关黑屋子,不会给他办学习班,不会无辜给其罗织罪名,更不会使抗议者无辜消失,哪怕他抗议和反对的是一国总理。抗议者说温家宝是独 裁者,而且说温家宝说谎,这恐怕是无法辩驳的事实描述。有朋友说,说温是独裁者是不明中国政体,温只是个政务官。温是政务官不假,但温是没有竞争的政府之 总理,一党独大一党专政下的党员,关键他还不是民选的,这一切注定了他难逃独裁者的责难。温撒谎既有他个人的问题,也是这种政体机制决定的,撒谎的问题对 于中国官员来讲,不是个道德谴责,而是事实描述,这样的事不胜枚举。有朋友甚至说温撒谎是他的言论自由,这种说法简直把我雷倒。别说温是政客,他所说的话 影响到许多人的利益,甚至有时生死攸关,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撒谎,而这谎也危及到他人的利益,恐怕也不能用言论自由来推脱。

让 我套句意识形态术语:学会抗议要从娃娃抓起。家庭教育中,要有给孩子说不的空间与教育,学校教育不应只培养听话和知道一种答案的学生,更不能把学生反对老 师的看法视为刺头对老师的不敬。要言之,一个健康蓬勃的社会,很多事情不会只有一种答案,很多事情不会只有一种声音。没有谁的意见天生不受质疑,没有谁的 看法一直不受甚至不能反对,自我颂圣的“伟光正”想法应该送进人民抗议的火葬场。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对官员一般不敢持反对意见呢?一来你不敢反对;二来 你不知反对;三来你没有反对的渠道;四来你反对了会抓判刑,甚至让你消失,如此等等,当然抗议的声浪就会减少。民众只有腹非,迫不得已只有依靠偶发的群体 事件来达到一定的目的,大规模的民意诉求得不到有效的声张,整个社会缺乏减压机制,像一辆车子没有减震器,那将会面临一种可怕的结局。要言之,民众合法抗 议是一种减压机制,是一辆车子的减震器,是一种不可缺少的政治生态,破坏这样的政治生态平衡,将会带来没有理性预期的社会后果。

虽 然温家宝被扔鞋子事件,宣传机器依旧遮遮掩掩地不准评论,不准做详实报道。网络也受到许多限制,但温家宝被扔鞋事件还是迅速地通过各种途径为国内的网民所 知,在这个时代任何要想遮掩许多信息的做法,必然伴随着意想不到的损失,比如公信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官方会继续因为自己的公信力的丧失而买单。既然如 此,那么有效的方式就是允许民众合法抗议,而官方也应该视抗议为一种民意表达的常态,视为一种正常的政治生态。民众有合法的抗议渠道,官方不用高压来对 付,而是双方都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用谈判的诚意,利益上的妥协,来解决诸种官民冲突,才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抗议是一门公民课,官员应该率先学习,民众亦应不遑他让,媒体应该公开理性地报道诸种抗议,使抗议成为我们每个公民的必修课。把抗议这门公民课学到家,达成官民之间、民众之间的理性博弈,那么我们就离公民社会不远了。

200924842分于成都

官民对真相的争夺


控制舆论就是为了掩盖真相,掩盖真相的目的,就是为了瓜分掠夺他人的利益时,减小阻力。以最小的代价,窃取最大的利益。从各个利益集团到以掩盖真相 著称的各级政府,无不如此。前不久我曾写过一篇《真相是中国的命门》,就是为了表达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必须有正规渠道获取真相。本来“政府公开条例”应当 完成此种使命,但由于没有真正的监督,这样的条例很多时候,只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幌子而已。湖南、沈阳的公民要求公开政府的政务信息包括吃喝的公款帐目,至 今没有任何媒体有后续报道,对那些不公开政务信息的政府部门也没有什么相应的惩处,使得信息公开条例徒具空文,浪费不少纳税人的钱财。
掩盖 真相不仅上瘾,而且更能获益,所以最近掩盖真相以一种变通的方式在进行。如用新华社这家已经丧失公信力的官产黄喉,来快速发布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不重事 实只重立场,其实是为了用速度掩盖真相。通过对真相的掩盖,从而来达致所谓控制舆论的目的。控制舆论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各级政府的官商勾结,变得冠冕堂 皇。而民众通过自己正规渠道,以及合法情况下之争取权益,反而成为一种破坏所谓稳定的刁民。其实破坏的只是官商勾结的黑洞和各级政府腐败的利益,根本破坏 不了社会的稳定。只要能够通过正常的、公开透明的博弈渠道,实现各自利益的获得与平衡,社会稳定本不是什么问题。但最大的问题是,官商勾结已到了严重危害 社会稳定的地步。所以人民日报社网络中心舆情监测室、中国信息协会信息主管(CIO)分会、中国电子政务资讯网、 网络舆情杂志才会组织起来做“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塑造”这样一看就是掩盖真相的学习班。而此种学习班满足了如下许多机构的利益,举办者可通过每个人收六百 元钱的费用赚钱(还可以给自己的管理机构在年终报政绩),而各级的网监处、宣传部等则可以用公款来支付这种费用,浪费纳税人的钱,至于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 府都能在这种搅混水的学习班里获益,所以这样的会议虽然一看就荒唐,却能大张旗鼓地在网络发布出来,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政府的形象,首先 来自什么地方?主要看他的政策制订和执政能力,是否真为民众服务。在此基础上,民众的监督和法律的规范,以及来自媒体无所不在的批评和真相报道,才是政府 树立形象所真正需要的,而这些正是中国社会所缺乏的。没有这一切便没有真相,没有真相,所有政府的形象塑造,在民众看来,都是造假。这些举办网络舆情培训 的机构,包括其间参与的个人,只不过在与政府合谋抢劫民众的利益罢了,因为在某种程度上看,真相就是利益。不只是政府害怕真相的披露,就是一些打着国企牌 号的垄断企业,也在内部发文搅混水。一旦出现于他们不利的文章,他们就花钱屏蔽相关的信息,或者作虚假报道;一旦需要引导所谓的舆论的时候,他们不惜内部 发文件让自己的职工去顶帖,发表正面评论来最大程度维护垄断企业的权益(虽然此帖可能是搞笑“搜狐内部机密邮件!五毛钱看一次”http://bbs.mbig.cn/redirect.php?tid=74798&goto=lastpost), 但这样的做法并不缺少)。所有那些平时工资很高,年底拿奖金最多的企业,都在竭尽全力叫嚷其亏损。尤其在目下这种普通民众自危的经济危机情况下,他们更是 通过控制舆论媒体,来叫穷的主儿,其实你只要稍有常识,就知道他们是在那里为了自身集团利益而装出来的穷困而已。“五大电力企业亏损,有望获国资委百亿补 贴”的文章,就像中石油中石化叫穷一样,完全是不靠谱的事。所谓国企的亏损(如果有亏损),一是官员腐败;二是人浮于事,冗员甚多;三是不遵循市场经济规 律而取得一种良性竞争,所有这一切都是经济垄断(当然其根在于政治垄断)所造成的。
有不少人觉得真相对他的利益影响并不大,其实真相不只是 影响你的物资收入,而且还影响你的大脑发育与创造力,包括你价值观的形成,以及对世界的看法。千万别小看真相对于你生活的重要性,因为政府垄断真相的后果 相当严重。一切所谓的真相都由他们来发布,最后所导致的是误导、愚弄,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你利益的掠夺。你的利益要能得到相应的保护,对真相不遗余力地探 寻,绝对是重中之重。让真相为更多的人知晓,你才能获取博弈的资本,并且获得相应的博弈与谈判能力,从而达成对自身利益的保护。

20081129911分于成都

關於處理西藏局勢的十二點意見

關於處理西藏局勢的十二點意見

1. 當前中國官方媒體的單方面宣傳方式,具有煽動民族仇恨和加劇局勢緊張的效果,對維護國家統一的長遠目標非常有害,我們呼籲停止這種宣傳。

2. 我們支持達賴喇嘛的和平呼籲,希望遵循善意、和平與非暴力的原則妥善處理民族爭端;我們譴責任何針對無辜平民的暴力行為,強烈敦促中國政府停止暴力鎮壓,呼籲藏族民眾也不進行暴力活動。

3. 中國政府宣稱“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事件,我們希望政府出示證據,並建議政府邀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對證據、事實過程和傷亡人數進行獨立調查,以改變國際社會的相反看法和不信任心態;

4. 我們認為類似西藏地區中共領導人所說“達賴是一隻披著袈裟的豺狼、人面獸心的惡魔”那類文革語言無助於事態的平息,也不利於中國政府的形象。我們認為致力於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國政府,應該展示出符合現代文明的執政風貌。

5. 我們注意到,拉薩發生暴力行為的當天(3月14日),西藏自治區負責人就宣佈“有足夠證據證明這是達賴集團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這說明西藏當局早知道暴亂即將發生,然而卻沒有有效阻止事態發生和擴大,這其中是否存在瀆職,應該進行嚴肅的調查處置。

6. 如果最終不能證明此次事件是有組織、有預謀、精心策劃的,而是一場被激起的“民變”,則應該追究激起民變並且捏造虛假情報矇騙中央和國民的責任者,並認真反省教訓,總結經驗,避免今後重蹈覆轍。

7.我們強烈要求不對藏族民眾搞人人過關和秋後算賬,對被逮捕者的審判必須遵循公開、公正、透明的司法程式,以達到各方面心服口服的效果。

8. 我們敦促中國政府允許有公信力的國內外媒體進入藏區進行獨立的採訪報導。我們認為,目前的這種新聞封鎖,無法取信于國民和國際社會,也有損於中國政府的誠信。如果政府掌握真相,就不怕百般挑剔。只有採取開放姿態,才能扭轉目前國際社會對我國政府的不信任。

9. 我們呼籲中國民眾和海外華人保持冷靜和寬容,進行深入的思考。激烈的民族主義姿態,只能招致國際社會的反感,有損於中國的國際形象。

10. 1980年代的西藏動盪局限於拉薩,這次卻擴大到藏區各地,這種情況的惡化反應出對藏工作存在嚴重失誤,有關部門必須痛加反省,從根本上改變失敗的民族政策。

11.為了避免今後發生類似事件,政府必須遵守中國憲法中明列的宗教信仰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讓藏族民眾充分表達他們的不滿和希望,讓各民族國民自由地表達對政府民族政策的批評和建議。

12. 我們希望漢藏人民消除誤解,開展交流,實現團結,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民間組織和宗教人士,都應該為此做出努力。我們必須消除民族仇恨,實現民族和解,而不是繼續擴大民族之間的分裂。一個國家避免領土分裂,首先在於避免民族之間的分裂。 


2008年3月22日簽名人:
王力雄(北京 作家)
劉曉波(北京 自由撰稿人)
張祖樺(北京 憲政學者)
沙葉新(上海 作家 回族)
于浩成(北京 法學家)
丁子霖(北京 教授)
蔣培坤(北京 教授)
孫文廣(山東 教授)
余 杰(北京 作家)
冉雲飛(四川 編輯 土家族)
浦志強(北京 律師)
滕 彪(北京 律師 學者)
廖亦武(四川 作家)
江棋生(北京 學者)
張 玲(北京 工程師)
徐 玨(北京 研究員)
李 駿(甘肅 攝影師)
高 瑜(北京 記者)
王德邦(北京 自由撰稿人)
趙達功(深圳 自由撰稿人)
蔣亶文(上海 作家)
劉 毅(甘肅 畫家)
許 暉(北京 作家)
王天成(北京 學者)
溫克堅(杭州 自由職業)
李 海(北京 自由撰稿人)
田永德(內蒙古 民間維權人士)
昝愛宗(杭州 記者)
劉逸明(湖北 自由撰稿人)
劉 荻(北京 自由職業)


至24/3/2008共有186名國外內知識份子簽署

Twelve Suggestions to Dealing with Situations in Tibet

Twelve Suggestions to Dealing with Situations in Tibet

1. The current unilateral propaganda adopted by the Chinese official media has the effect of inciting ethnic hatred and intensifying tensions, these are extremely harmful to the long term goal of safeguarding national unity. We urge this propaganda be stopped.

2. We support the Dalai Lama's appeal for peace, we hope the ethnic disputes will be properly handled following good faith, peace, and non-violent principle; we condemn any acts of violence against innocent civilians; we strongly urg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stop violent repression, and that the Tibetan people not to resort to violence.

3. The Chinese government claimed it “has enough evidence to prove this [the March 14 incident] to be organized, premeditated, carefully planned by the Dalai clique”, we hope the government would produce the evidence, and we suggest the government to invite the UN Human Rights Council to conduct an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of the evidence, of what really happened, and of the casualties figure so as to change the opposite view and distru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4. We believe that remarks from Communist leaders in Tibet that echoed expressions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ke “Dalai is a wolf dressed in Kasaya, a demon with a human face” would not help calm the situation, and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image. We believ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in its commitment to integration in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display a ruling style that is in line with modern civilization.

5. We have noticed that on the same day as violence broke out in Lhasa, the head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TAR) declared to “have enough evidence to prove this to be organized, premeditated, carefully planned by the Dalai clique.” This indicated that TAR authority knew about the impending riot in advance, and yet didn't do anything to effectively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or escalating. A serious probe and punishment for dereliction of duty, if any, would be necessary.

6. If in the end this cannot be proved as organized, premeditated, carefully planned [by the Dalai clique], but only as a provoked “popular revolt”, then those responsible for the provocation and the fabrication of intelligence for deception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populace should be held accountable. To avoid future mistakes, serious reflection on lessons from this is needed.

7. We strongly demand that the authorities do not force the Tibetan people to show allegiance or make them confess ; do not punish them in retaliation afterward; and that trials of those arrested must follow an open, fair and transparent judicial procedures so that all parties would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8. We urg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allow credible domestic and foreign media to go into Tibet and cover the news there independently. We believe that the current news blockade can not gain the trust of citizens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t is also detrimental to the integr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f the government has the truth, then it should not be afraid of picking. Only when an open attitude is taken ca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distrust of our government be turned.

9. We appeal to our nationals and Chinese people overseas to remain calm, tolerant, and to think deep. Posture of aggressive nationalism will only invite antipathy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harm China's international image.

10. Unrest in Tibet during 1980s was limited to Lhasa only, this time it has spread all across the region, this deteri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dicates serious mistakes on work in Tibet,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must reflect and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failed ethnic policy.

11.To prevent similar incidents from happening in future, the government must observe, as stipulated in China’s constitution, the rights of freedom of religion and of expression; allow the Tibetan people to fully express their discontent and aspirations, so that citizens of all ethnic groups can freely voice their criticism of the government's ethnic policies and make suggestions.

12.We hope that the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the Tibetan people can be eliminated, that the two peoples engage in dialog, and achieve unity; government departments, civic organizations, or religious figures should all contribute to these. We must eliminate ethnic hatred, bring about ethnic reconciliation, and not continue to widen the rift between peoples. To avoid territorial disintegration, a country must first avoid splitting peoples.



The undersigned,
Wang Lixiong (Beijing, writer)
Liu Xiaobo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Zhang Zuhua (Beijing, constitution scholar)
Sha Yexin (Shanghai, writer, ethnicity: Hui)

Yu Haocheng (Beijing, jurist)
Ding Zilin (Beijing, professor)
Jiang Peikun (Beijing, professor)
Sun Wenguang (Shandong, professor)
Yu Jie (Beijing, writer)
Ran Yunfei (Sichuan, editor, ethnicity: Tujia)
Pu Zhiqiang (Beijing, lawyer)
Teng Biao (Beijing, lawyer and scholar)
Liao Yiwu (Sichuan, writer)
Jiang Qisheng (Beijing, scholar)
Zhang Ling (Beijing, engineer)
Xu Jue (Beijing, researcher)
Li Jun (Gansu, photographer)
Gao Yu (Beijing, journalist)
Wang Debang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Zhao Dagong (Shenzhen, freelance writer)
Jiang Danwen (Shanghai, writer)
Liu Yi (Gansu, painter)
Xu Hui (Beijing, writer)
Wang Tiancheng (Beijing, scholar)
Wen kejian (Hangzhou, freelancer)
Li Hai (Beijing, freelance writer)
Tian Yongde (Inner Mongolia, civil rights activist)
Zan Aizong (Hangzhou, journalist)
Liu Yiming (Hubei, freelance writer)
Liu Di (Beijing, freelancer)
March 22, 2008

As at March 24, 2008, 186 intellectuals inside China and abroad had signed.

Worldwide Search of Volunteer Translators for Ran Yunfei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crackdown on its intellectuals, dissidents and ordinary citizens has stepped up since the Jasmine Revolution that swept through MENA. Apart from Ai Weiwei, who was recently "released on bail" for "tax evasion crimes" after spending more than three months in detention, there are a lot more victims of this nationwide crackdown, many of them are little known in the West. Yet every one of them deserves the same level of attention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s Ai Weiwei, because, as He Qinglian, a prominent Chinese scholar living in exile in the US, has put it, "being a political oppositionist [in China] remains a dangerous matter, in that such people, once came under the authorities’ watchful eyes, would not only lose all their social status and job opportunities; their dignity would also be severely trampled upon."

One of these victims is Ran Yunfei, a prominent intellectual in Sichuan, China. He openly criticiz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its roles in the mass collaspe of Tofu-dreg schools in Sichuan Quake in 2008, the persecution of Tan Zuoren, the melamine-tainted milk scandal, Zhao Lianhai and other public issues in China.

On the eve of the first Jasmine gathering in February 19, 2011, Ran was detained under the charge of "suspected of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When the Chengdu Municipal Procuratorate approved his arrest later on, the charge was changed to "suspected of inciting subversion of state power".

Ran Yunfei has published 495 articles in his own blog. To help the world know more about this independent writer and critic, who was recognized as one of the one hundred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 in 2008, we have selected thirty-three of his articles to translate into English. Since our first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we are now appealing to the English world to help with the proofread process of the translated articles. Interested party please email to trans.ranyf@gmail.com. We appreciate your help.

Monday 27 June 2011

维护反对者的权利


胡适和陈独秀意见观点相左是众所周知的事,但有不少的人都不知道,胡适将他与陈独秀称为“我们是两个反对的朋友”。这等胸襟这等气度这等格局,哪是 斤斤于一时之得失、计较于一时之输赢、以胜负为人生之定则、甚或睚眦必报者所能够梦见?胡适的学问容或可商,胡适所讲道理你可以补充,胡适的写作可能有漏 洞,但在充满戾气的中国,我们应该用一种怎样的态度来赞美他这样对不同意见的包纳?

我 的意思是,当我们对不同意见习以为常,并且把维护不同意见的存在,看作是维护我们意见一样去守持的时候,我们的言论自由才显得更加合理而且理直气壮。我维 护不同意见存在的自由,我为维护不同言论的存在而奋斗,并不是说我一定同意他那些言论的内容,而是说他言论的存在本身并不因为内容之正确与否,而拥有言说 出来的权利。至于他言说出来后,能否生根开花发芽,能否影响更多的人,能否为他人所采纳,这就是言论自由竞争的结果。为言论提供相对平等的自由竞争环境与 生态,这是我们大家必须学会并且为之努力的。那么创造相同的竞争的环境,我们能够做些什么呢?第一允许别人将话说出来,不管这言论多么荒谬;第二从程序上 保证别人说话的权利,即你十分钟的发言权,反对者也是十分钟的发言权;你有主发言的机会,在这次或者下次也给别人主发言的机会;你反驳也要给别人相同辩论 的机会;第三言论空间和平台的平等诞生环境,即你可以办报纸,我也可以办报纸,你办新华社,我可以办花心社。第四,犯错是人的局限所致,近乎命中注定,那 么纠错和认错就应该成为一种常态,无论是人还是媒体,都要以事实为尚,任何人及机构都不能标榜自己全知全能,否则都是狂妄与僭越。

为 什么说言论必须自由?因为言论是一种市场。市场为什么要多元化呢?因为人们的需求是多元的,不能只买一种东西,而且不能只有一个专卖一种东西,而他人不得 卖。也就是自由的市场,不仅在空间分布要合理(不能全国只有一个菜市,不管多么丰富多么自由,那对很多人来说就是高成本的不合理的)、品种要多样、同一种 品种要创造条件让多人贩卖、价格允许竞争、质量上允许比较,这样民众才有机会选择一种接近自己需求的物品。同理,言论也是一种市场,有人相信这种观点,有 人喜欢那种观点;有人觉得这种观点有理,有人觉得那种更合他的胃口;有人觉得这种言论更适合自己,有人觉得这种言论对自己有利,他们会选择一种更适合的利 益胃口、心智阅历、审美态度、个人癖好等方面的言论来满足自己。多元选择是自由之本,信息公开是民主之源,这一切都仰赖取决于言论自由这个市场是不是一个 真正可以平等竞争的自由市场。

言论自由是一种市场,所以应 该给各种言论均等的机会,维护过程的平等,至于说各种言论的竞争结果,我们得尊重程序正义后的实质正义。这就像我们维护的是你与博尔特同台竞技、同一个起 跑线同一个起跑时间的权利,并且维护跑步的过程中不影响你的跑步,至于结果那当然我们尊重其间的差异。参差多态是人类幸福之源。也就是说,各种言论之所以 纷然杂陈,那是各种言论的市场购买者亦即消费者来决定的,消费者当然不可能事事时时理智,但从长期来看,他们的购买行为是相对理智的。比如没有知识没有阅 历没有审美教育,选了不好的书却误以为选到了人类经典,这种错误也不是没有。有些人甘于这种境界就永远止步,有些人会因别人的不同选择有所更正,在一个成 熟的言论市场和书籍出版自由的情形下,人群是区分的,有大众也有小众。举例说来,就是言论出版自由了,我写的东西与金庸、琼瑶的作品之市场还是没法比,这 没有关系,我一点也不气馁,我并不奢求与他们的书籍一样的销量。我需要的是我的作品有自由出版的空间,哪怕亏本也要出那也是我的权利,问题是这种权利在中 国远没有实现。在出版不自由的情形下,无选择不多元的情形下,你的受众越多,你越应该想想这到底伤害了谁?你也许得到了眼前的利益,但你一辈子难免胜之不 武的感觉。不允许民间有真正公开的文学奖(比如评的文学作品是批评官方的),只能有官方集合各种权力来评的茅盾文学奖,那么这种胜利绝对有胜之不武的感 觉。有人还对这种胜之不武的情形,洋洋得意,自以为不朽,有的获奖者甚是有了当大师的感觉,实在搞笑到极点。中国电影里老把敌人描述成草包,想以此衬托自 己的英明神武,其结果他也就只是个草包的战胜者,这样的电影看似表扬,实则完全变成了对自己的绝妙讽刺而不自知。


没 有且不允许反对者的存在,没有各种多元的声音,没有各种利益的博弈,没有各种言论的较量与展示,没有对手的所谓胜利,这胜利是不正当的是可耻的。但许多国 人喜欢这种可耻有胜利,中国充斥着许多胜之不武的“成功人士”,利用一切歪门邪道,来打倒自己的反对者,且自以为得计。我们都知道在体育比赛时,不管输 赢,我们要尊重竞争对手一样;同样的道理,在人生当中我们应该遵守规则,尊重自己的竞争对手,一切以公开公正透明的原则为尚。做到心底有私也天地宽,因为 这私我是通过正规渠道博弈争取来的。胜利是可以的,值得尊重的,但胜之不武亦即胜利不按规则来,那么是不可接受的。本此,我们要学会维护反对者的权利,他 们的权利不保,那么有一天我的权利也可能不保,你为什么那么自信老天独独垂怜你呢?既然有人受到伤害,你不出来帮助他你不出来说话,那么为什么你在困境的 时候有人帮助你呢?难道因为你是与众不同里的特选出来的吗?谁让你拥有这样不证自明的特权呢?主张爱你的反对者,就像倡导爱你的敌人一样,这境界太高,不 是凡庸如我辈,可以遵循的。每个人都应该学会维护反对者的权利,因为明天你就有可能是反对者。这就像你作为参加辩论的两方,你不可能永远是正方一样。长平 兄的一句说得甚好: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我说,不允许有反对者存在的所谓胜利,岂止胜之不武,这胜利简直是可耻的!

2008112913分于成都

国家不是颗万能春药


昨天写了篇《我对西藏问题的态度》,并不出我意料之外,受到“爱国主义者”的围攻与谩骂。在这样一个把国家乃至政府与黨,当成一颗随时可以来高潮的春药的做法的人,还真不少。如果没有这样的声音,我才感到奇怪呢。那么让这些一身“正义的火气”的人,褪点火气,也算我写文章的一个目的吧。那就让我来说说如何爱国或者不爱国吧,谩骂与围攻,我所常见也,并不会遇着这样的壮观场面,就投机转风向,进而来迎合诸位。抱歉,谩骂围攻不会给我写作增添能量,因为我不是虐待狂;同理,鼓掌与叫好也不是我言说的不竭动力,我只坚持自己认可的观点,并不为讨好谁而放弃自己的言说底线。

  一:批评国家,并不表明不爱国。你如果有结婚的经验,吵架固然是生活中不愉快的事情,但吵架是爱还没完全丧失。爱的丧失不是吵架而是一言不发的冷战。对于一个国家一个人,你已经没什么好说的了,说好说歹,你都提不起兴趣了,那么爱就丧失了。这样看来,不爱国的人基本上没有。

  二:从爱你自己培养自己的爱国。自己受到这个国家这个政府的逼迫,没有尊严没有自由,活得不像人样,却天天叫嚣着如何爱国,以为自己是多么高尚,这是实足的不自爱,也是一定程度上的愚蠢。穷得打鬼,活得像个奴才,却去考虑国家的战略问题,用“位卑未敢忘忧国”来自慰——我不否认“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参与感——这完全是生活找错了方向。一个不懂得自爱自尊的人,他爱国的方式最终有可能是害了自己而不自知。

  三:没有条件的爱国,自害兼害人而不自知。先哲再说过: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听着这样的话,“爱国贼”们肯定要暴跳如雷,但事实上应该有这样高远的见识,应该有这样对个体的善待和个人的尊重。当然,进而应该是我的祖国没有自由,我要使它获得自由。但前提是,我首先要争取自己的权益与自由。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自由民主的国家不是一帮奴才能够建成的,胡适先生的话拿到今天依旧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

  四:爱国爱得不是地方,爱国的人就可能会变成“爱国贼”。首先爱国只是一种情感,而并不是非得来个“主义”。就像爱妈不会来个爱妈主义一样,爱国附着主义,就是给穿个时髦的大氅,而内里长满疥癣。爱国贼的表现是什么呢?爱国贼的表现,一是动辄用正义的火气来掩盖与弹压个人利益,二是用民族主义来窃取小集团的利益(抗战时期中共的爱国就如此),三是利用爱国这顶道德安全帽来免除许多人清醒理智的批评。我爱国成了一俊遮百丑的灵丹妙药。

  五:国家不是一颗万能春药,不要见着它就来高潮。国家是现实利益的认同、族群身份认同、文化认同等一个共同体,国家本来是保护个人利益的一个缓冲阀,但在我们这里国家却成了侵犯个人利益的天然工具。利用国家来侵犯个人利益的事例比比皆是,而那些被侵犯的人却没有几个人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国家如果不以保护个人利益为鹄的,那么国家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国家以前,人类已经生活很久了,这样的事实,我想大家应该知道。如果你以战争等说国家利益重要,那还是因为战争损害了个人利益,值得我们去努力奋斗。没有个人利益的国家是不存在的,但很多人特别是獨裁者总是想淘空这一切。国家需要我们的认同,没有认同感的国家是虚幻的,但有许多人用爱国来剥夺他人的利益,这样的爱国主义这样的“爱国贼”何其多也。国家如果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那么这个国家的承载者——政府应该负相当之责任,由于政府不负责任的抢夺行为,是利用国家这样的大词来干的,所以很多人丧失了对政府的批评能力,觉得爱国是不讲条件的。从小变态的爱国主义教育,终于把各色鲜活的人等造就成了依靠爱国这颗万能春药,来满足自己生存艰难自己作为奴才的快感,从而在其中自我麻醉。来快感,是你真高兴;不要假装来快感,更不要见着国家就来快感,它并不是我们的春药。

  六:理性听取并且尊重一个群体的诉求。在一个国家这个大族群里面,有许多相对走得近的小族群,比如藏族就是这样的一个族群。但官方用国家权力去干涉这些小族群的利益,破坏他们的文化,践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信仰,乃至驱逐他们的领袖,这些都是不得体的做法。我认为国家及政府应该尽最大限度尊重大族群里小族群的利益、爱与信仰,而不是用武力胁迫他们来认同,事实上几十年已经证明,用武力换不来认同。恐惧并不是认同,就像整个中國的民众都害怕中共,但并不见得都真正认同一样。任何人的利益都不能拿国家利益来忽悠掉。

  七:爱国更要爱自己。要把自己放在爱国前面,这样才不违背常识。一个不自爱的人,无能爱自己的亲戚朋友;一个不爱父母的人,不可能爱社区爱族群,一个不爱族群的人很难真正骨子里爱国,除非那爱国是一件极具利益的表演。为个人争自由就是为国家争自由,爱自己,让自己有尊严有自由,就是最好的爱国方式。自己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想去解放三分之二以上的人类,自己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却对武力解决十分热衷(事实上得到最大利益的中共官员的子女,不仅不会上前线去打战,他们还可能因苦难而发战争财)。自己活得不成样子,却想去为别人充当炮灰,却充满与自己身份不得体的壮烈感(那些藉你充当炮灰而发财的人正在暗自嘲笑你的愚昧),说是脑子进水、思维白痴都不过份,而这正是六十年来官方愚民教育对喜当炮灰者的最高馈赠。他们的最高馈赠就是让你带着正义的火气,带着爱国这颗速效救心丸而走向死亡(其实哪里是速效救心丸,分明是叫你饮鸩止渴),死得不值且不明不白。表面上他们当然会表彰你这样的炮灰,骨子里却暗自窃笑你这样的傻蛋。“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啊,让我们好好思考毛澤東这句话吧,他真把你人民群众当成英雄么?他需要你去死,需要运动群众的时候,就用这样的高帽来让你愚昧赴死,让你死得悲惨不值。他们利用国家这颗春药,让你去卖命,而他们却从中捞取更多的利益。你不仅见着国家就来高潮,而且还以为这颗春药真可以使你爽死,那好,他们趁机来成全你的愚昧。

  2008321日于成都

有计划的杀人游戏


冉按:有些人觉得我把四、五十年前的历史拿来说干什么?简直就在钻故纸堆,一切应向前看。我的回答是:批评当下固是必须,但回溯当下的现实之渊源, 其间的承接传递,可以更立体更丰富地看清当今政权的本质。有人说毛已经过去,已没有什么威力,那是小看历史对于民族和个人在其间的影响——无论正面还是负 面——你看今天重庆还在为塑一座全世界最高最大毛泽东塑像而耗费民脂民膏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借尸还魂。毛泽东活着的时候奢靡的帝王生活(当然无法与今 天的一些贪官比,只因物质条件不同而已,其本质无什么太大差别)。你硬看他某卫士的回忆及家人的说辞,说他清正,那当然是你的权利。我不说批评他的都对, 但请掌握一个规律,任何人特别是公共事务中的政治人物,当只有或者只允许一面之辞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为其间的真实性打上问号,这是一个看待历史与人物 应备的“小心眼”。


另外一些人觉得我说毛泽东的“坏话” ——说实在的,不是我说他的“坏话”,而是他做的事情摆在那里,想为他说他所做的诸多坏事是好事也难——毛的阴鸷毒辣,我读尽二十四史,没有任何一位帝王 可与之相比。而且他毫无定则,没有定准,有奶便是娘的实用主义于他的著作(讲话)特别公开的著述(讲话)中非常泛滥。以前读过毛选,近来准备把他不同版本 的东西,慢慢阅读下来,以便能更为准确地体会他的“思想”。最近读毕《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他在苏联苏维埃纪念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的讲话,以及 他对蒙古革命党代表团的讲话,你可以看得出前恭后踞,这些是需要比照当时的历史环境而细细咀嚼的。毛及共产党把蒙古自一九二一年开始摆脱中国的独立视为当 然的摆脱封建的桎梏,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视为对他的帮助(请参看六十年代他对黑田寿男的讲话),他哪里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只不过是个损国家公义而肥党 派私利的恶人罢了。共产党今天的台湾政策何尝不是如此呢?前两天香港练乙铮先生谈台湾政策时清楚地表明了这一切,他们为了党派私利,白白地放弃掉对台政策 的大好机会。有人说,清理分析毛泽东对了解今天的中共没有好处,我随便挑几个问题,就可以看得出官方在骨子里面所承载的毛之深刻遗传。


四 九年后在中国大陆所产生的灾难,别说普通民众是一笔糊涂账,就是许多知识分子又知道多少?别说一般的知识分子了解不多,就是一些自诩吃中国当代史饭的所谓 学者,由于没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们又了解多少?灾难不是一堆干瘪枯燥的数字,不是可以随意加省略号或者用大约是多少这样轻描淡写的做法,所能钩 稽出其间的苦难艰难于万一的。有人说我对共产党有偏见有仇恨,我既无偏见亦无仇恨。我并不认为只有共产党才专制才独裁,没有制度制衡,没有真正良性的竞 争,任何比共产党好听的党都会犯独裁专制的毛病,这是人性的局限所必然导致的。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总统在捷克的讲话中,要强调民主自由之制度比许多伟大的发 明更为伟大的原因。如果真正有良好之制度约束,我不在乎是共产党还是什么党来执政,因为这是选票的结果。即令共产党民选上去后旧病复发、恶性难改,也有在 野党,也有公开独立之传媒,也有公正独立之司法在其间起着良好的制衡与调节作用。再不济,也可以在四年之后的票选之中将其和平地选下台。总之,不是什么党 坏的问题,而是没有制度约束的共产党展示其坏的功夫、能力或者说机会太充足了,让人把共产党这个名字似乎与邪恶并称,事实上任何政党都需要良好的制度约束 和不懈的竞争对手。


毛泽东的讲话中有几个特点。一是特别喜 欢搞二元对立和阶级斗争,搞对立树立敌人是毛泽东的长项。毛泽东一生不仅喜欢真正的斗,而且喜欢和子虚乌有的影子斗,使追随者陷入一种无所不在的、不能揣 测透的恐惧中。其次是喜欢分派别。常说的就是有人就有左中右,似乎人与人之不同,只是因了这些标签,至于其是否是鲜活的个体,有血有肉的生命,那不是他喜 欢管的,喜欢去体会与分析。有时想起毛泽东这样的人也真够可怜的。其三,就是他喜欢玩“政治数学”。这个政治数学的搞法,在今天就反映为统计局的按政治需 要的统计数据,比如为了稳定而报出来的虚假的GDP增长和永远没有爬升的CPI数据,更有一直在警戒线之内的基系尼数。至于说各地的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那更是毛泽东“政治数学”在许多官员实际工作中的具体运用。毛泽东“政治数学”常用公式是百分之九十是好的,其中百分之十是坚定的,百分之八十是可以争取 的,只有百分之几顶多百分之十是必须打倒的“反动派”。表扬少数,拉拢多数,孤立少数,是他的一贯策略。中国的人口基数大,就是百分之十的在他看来欲除之 坏人,也够惊人的,何况不少时候还远远超过此数。历来的政治运动中,不知冤枉死掉了多少人,有多少冤魂和苦难的家庭至今难以平复。


下 面一段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二月所写的一段批示。这个批示的背景,是毛听到了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之后所做出的反应,他开始担心党内有人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 一样来批判他,因此他对杀人有取一种相对于前一段或者上几年较为稳妥的策略。毛泽东这个时候在警觉的试探中,包括一九五七年的假意不当国家主席(陈叔通、 黄炎培还阻止还劝进,真是太“配合”毛泽东了,黄先生十几年前在延安与毛谈周期率时尚较睿智,自然也有受惑),都是毛一贯试探追随者的方法。杀人当然不是 随便杀,当然不根据独立的司法,公正的审判,可靠的证据,而是根据毛泽东及官方的计划。杀人在他们看来不是一件残酷而需谨慎的事,杀人只是与五年计划一样 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罢了。毛这段话意谓着去年是在随便捕杀的,可杀可不杀的也杀了。好像中国的罪犯是按毛泽东的意愿而生活的,毛叫他们去犯罪,他们就去 犯,毛叫他们收手他们就定止不动。犯罪完全凭毛的意愿,杀人也只一桩有计划的杀人游戏。杀人不只是根据毛的喜好,而且是根据形势,当然不会按照证据或者法 律。不过杀了以后,实在要对外公布,那是不难制造依法审判的假相的,捏造证据、写出符合毛意的案卷算什么难事?这实在是小菜一碟。下面一段话是毛泽东对广 东省委一九五六年二月关于当前社会镇反工作意见的报告的批语,同月二十九日将此广东省委的报告转批上海局、各省市委和自治区党委。此段话选自《建国以来毛 泽东文稿》第六册P45,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1月出版。


可 以肯定地说,今年捕人的数目应当较去年大大减少,只捕少数非捕不可的人。杀人的数目尤其要少,只杀极少数非杀不可的人。今年三月底中央公安会议的时候,应 当根据新的形势,重新拟定一个计划,报告中央再审。(《对中央转发广东省委关于镇反工作报告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二月))


20081030852分于成都,时在雨中。


Sunday 26 June 2011

冉匪语录

1. 我读书、写作、做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求真,为了求自由,是为了求得自己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当然我知道我远远没有得到这一切,因为没有谁会将尊严和体面奉送到我的面前,我得自己来争取。如果每个人都为自己的体面和尊严而斗争,当然这个社会可能就会变得更好一点。

2. 批评政府及制度,其目的在于做一个自由的人,为自己的权益起而奋斗。这样说来,每个人都有为自己权益起而批评的义务与动机,都不应该寄望于别人来为自己争取权益。

3. 我对政治没有道德洁癖,只是个人对此并无兴趣,我认为政治并不比人类的其他领域更肮脏,前提是只要有比较好的制度的话。换言之,我最喜欢做的事,是读书、写作、旅游、饮酒,快意适己。

4. 中国有许多看上去充满“智慧”的成语和俗语,是我们通往公民社会的障碍,可是有很多人习焉不察。这样的“习焉不察”,不止显现于“谣言止于智者”这种不堪的成说,更展示在“多难兴邦”等习焉不察的没有逻辑的屁话里。

5. 言论自由与任何人的利益、尊严都有关联,一旦言论自由被垄断被扼杀,自由思考和自由思想就成为不可能,没有自由思想,便没有元气淋漓的创造,就不会使人之生命散发出应有的光芒。

6. 如果日历一撕便是一年,我会毫不犹豫撕掉十一页。没有如果,每翻一页,日拱一卒,不期速成,让良心犯们离开监狱,不至于感到在更大的监狱。

7. 由于制度缺陷使所有人没有理性预期,加上没有信仰,于是庸俗实用主义、犬儒主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的思想,甚嚣尘上。大家都走在互相伤害的“康庄大道”上,这就是我证明的中国是个互害社会。

8. 我们要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方式让所有为恶者,为自己的为恶迟早买单。同时也要让将来的为恶者,在为恶时有所收敛,知道做恶不能保证永远不让人知道。

9. 我之所以能坚持,实出于自私之心,即自己作为一个还算有点知识的人,如果不说一点自己看到的和研究出来的中国社会的真相,如果不道出自己感受到的真实状况,那么自己就觉得有一种亏欠,我自己要说出来、写出来后,才能吃得饱、睡得香、醉起酒来肆无忌惮。

10. 与互联网共同成长这十年,我从一个充满暴戾之气的人,转变成一个能倾听不同意见,且能保持宽容平和的理性之人,是我这十年来所取得的不错成就,我很满意我这种变化,由此不难想见互联网所具有的巨大的社会教育功能。

11. 中国现实生活的惨烈、荒谬、奇幻,胜过任何当今中国的文学特别是小说作品。即便那些自命不凡的作家,在强大的现实经历面前,在官方的诸种不可理喻面前,其想像力也是不堪一比和不堪一击。

12. 我并不想天天写博客批评社会和政府,如果这是一个正常的民主社会的话,我没有这样一份“豪情”和“雅兴”。但生在多灾多难的中国,如果不发声,别说有担当有良知这样的高要求,就是连做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大约也是不合格的。

13. 大家尽量对自己身边的事情,特别是关涉权利的事情说出自己的意见,使意见在众声喧哗中,形成声音、信息的多元化,使那种想将声音、信息一统天下的极权大梦见鬼去。

14. 对开明派的赞赏和对青天的呼唤,其心态根本没有什么两样,把自己的幸福抵押在人治状态上,这种思维之落后、观念之没品,是一望可知的事。有许多人沉浸在对体制内开明派的意淫中,是为自己放弃抗争放弃努力找点鸦片式的替代品来麻醉自己。

15. 很多人至今不知道他们(汶川大地震死难者)的名字,他们的名字至今未能刊刻在任何一座纪念馆或者博物馆上。不知道真实姓名的纪念,不永久铭刻在纪念碑上的纪念,像官方这样自我表扬的纪念,不只是做秀,更是一种不能接受的亵渎。

16. 大多数国人本来就健忘,甚至善忘——官员教导民众对历史要宜粗不宜细,传媒号召大家既往不究——民众都像喝了孟婆汤,频遭无数灾难,但伤疤未好就忘了痛。

17. 我历来认为仇恨是短跑,它有爆发力,但却缺乏持久性。因此我更相信爱,因为我们许多要做的事,都不是短跑,而是人生的马拉松。我拿不出解决社会的一揽子方案,也无意以策师的姿态献计,我只是凭着自己的认识与观察,知识储备和道德底线来做事和说话的人。

18. 这么多的灾难,不仅没有好的研究,也没有好的记录,更没有对普通人的倾听与悲悯,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我们是有责任和有愧的。

19. 六四是这个国家永远的捆绑,是我们这个国家永远的伤痛,是政府的罪恶。不妥善解决六四问题,整个中国就会像一道巨大伤口浸泡在污泥里,越来越大,整个中国就永远无法步入一个文明的社会和国家。

20. 若是在传统传媒垄断所有信息的时代,在中国这个铁幕国家,你就永远只有被动接受新华社的灌输和愚弄。好在有网络的存在,哪怕只是个备受GFW管制的半残废网络,也可以从门缝里看到许多与党产黄喉完全不同的风景。

21. 打着国家的旗号,干着恶浊的勾当,这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例子。国家只是为所有个人服务的工具,舍此国家没有任何作用,或者国家的存在意义将化为乌有。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神化国家来损害个人利益。

22. 中国几千年来,公权力世袭化,没有像今天这样普遍化,遍及生活的各个角落的。如官员的学历文凭之滥,到了令人惊讶的地步,这在科举考试时代都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却在今天畅行无阻,谁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一定胜过古代,那就是睁眼说瞎话。

23. 中国百姓的胆小、懦弱、苟且可谓有名,他们深知专制者的厉害,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们绝不会起来维权。不少人完全是被逼上梁山,他们走完了所有的渠道,无法解决,要么被折腾而死,要么活得憋屈绝望,活在人间遭罪。只有少数人像杨佳一样,出现鱼死网破的多败结局。

24. 当下中国没有信仰,没有普世价值观,只有金钱至上、利益万能,实用主义雷同到令人伤心的地步,这绝对不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当有。所有不违宪不违法的理想,都应该给予尝试的机会,这个社会才有未来。

25. 现今的中国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不及民国教育远甚,民国是教授治校,现在是党棍治校和特务管理,这就是绝大的差别。不解决制度革新问题,在党棍治校和特务管理下,要出世界一流大学实在是自我意淫。

26. 垄断是我们生活中的祸根,不仅是政治领域,在经济领域也是如此。像所有国企一样,凡是被垄断的行业,就成了行业的小金库,成了官员贪腐的武库,民众只有被剥夺的份儿。名为国企,实则是用国企的名义,变相地抢劫民众利益。

27. 一个人在青春时期所经历的一切,哪怕非常糟糕的年代,都有难以言传的美好回忆,这是青春本身的特质所赋予的,却非某个时代所赋予。

28. 社会制度有问题,不仅没能有效地阻止贫富悬殊的增加,而且在财富的再度分配和社会保障上做得相当差,这就容易使有话语权的写作者去神化弱势者,最差的结果便是有的人用弱势者所具备的道德同情优势来煽动暴力,谋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暴力革命的号召者无不如是。

29. 说中国的教育混蛋都不足以表达我的心情,有许多人都不想表达意见了,认为中国的教育实在太混蛋。在涉及到教育诸方面的官员实际利益时,在涉及到有关他们增加收入的改革时,搞得迅如虎豹,在涉及实行应该免费的义务教育方面,教育部门的各级官员,他们却慢如蜗牛。

30. 不用谩骂的方式,不妖魔化不诬蔑对方,不要与对方比谁更暴力,不要模仿对方不堪的思维。比如用共产党的方式批评共产党,就是一种预先的失败。你可以批评毛泽东号召我们学雷锋是愚民,但你不可以说毛泽东是个傻逼,这种骂人的话没有任何力量。

31. 敏感期越来越多,最终会弄成每个日子都敏感;敏感词汇像蝗虫一样蔓延,最终会让每个字都成为他们的心腹之患。

32. 作家流沙河先生对赵藩联的改作,更是治理今之蜀乱以及中国之乱的不二窍门:能富民则反侧自消,从古安邦须饱肚;不遵宪即宽严皆误,后来治国要当心。

33. 不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你就是再花费纳税人巨大的血汗钱,到北京去洗脑也没有用。不进行制度改革,各级政府权力不受制约与监督,官员们的贪婪无度,使得他们 不可能真正为民众着想,会导致与民众利益严重冲突,而这样的冲突才是对“稳定压倒一切”僵化管理模式的最大冲击。

34. 红歌充满非此即彼、仇恨教育、逻辑混乱、情感错位等,不仅在学校教育中盛行,而且在大众日常生活中也非常普及,最后连精神病人也不放过…一方面大力强调和谐社会,另一方面又不遗余力地灌输红歌里面的阶级斗争思想,这就是当轴的精神分裂。

35. 互联网在各种利益部门虎视耽耽的情况下,在各级政府的空前打压下,还是有些许缝隙让当轴头疼。因为当轴并不想你监督他,所以当你真正行使宪法、法律赋予你的权利的时候,他便采取一系列的方式来围堵来掩盖,希图让自己的恶行蒙混过关。

36. 不要把自己的权利改善,寄托在没有真正监督与制约的政府善心大发上,这无异于缘木求鱼。在较完善的民主自由制度未建立以前,每个人自身权利无不是自己争取 来的,每个人都可以在衡度自身安全的情形下,做力所能及的推动社会进步的好事,这并不需要你危及己身的大智大勇。

37. 一个国家不把自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当回事,这样的国家还有什么未来可言?一个民族给自己的下一代造成许多灾难,这个民族还有什么复兴之期?祖国的花朵却是地道的国家弃儿,这样的国家你怎么能爱得起来?

38. 在可以想见的将来,中国互联网的官民之争还会越演越烈,目下仅仅官民冲突的开始。被互联网相对多元化的信息唤醒的民众,决不想再回到那种令人窒息的从前,而官方则一如既往地想利用一切手段,最大限度地屏蔽不利于己的信息来愚民,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

39. 我历来主张,你不喜欢某物某事某人,也应该在了解该事该物该人后,对其进行理性的抉择。同时,你如果要说出更深的不喜欢的理由,就一定要多读该人的诸种言论,观看他的行动后,对其有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看法。

40. 有许多身份和职业上的强势者,以为自己一直不会成为受害者。他们不仅健忘刘少奇、彭德怀等人是怎么被他的同党迫害死的,而且还健忘这个专制制度就是个自噬的制度。什么叫自噬呢?自噬就是互咬,到最后就是自咬自噬。

41. 当前社会各种矛盾纠集,纷争百出,可说是多 事之秋。这多事之秋的形成,既有外部因素如国际经济危机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我们中国自身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当然是我们的制度本身就是一个不利于 保护所有人利益的专制制度,说专制制度是制造社会不和谐的温床,一点都不为过。

42. 包括大学在内的所有学校,都是培养公民的最佳场所,可惜的是,我们教育不中立,从小到大的愚民教育,真是断了社会前进与改善的种子。

43. “公民教育”在我看来至少应该包含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的教育。权利和义务是连在一起的,比如我们履行了纳税的义务,就应该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及相关服务,并且有对政府进行批评的权利。而如果尽了义务而没有权利,这就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

44. 一个将苦难和人祸遗忘得一干二净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拒绝对自己所负责任进行有效反思的政府,是个没有希望的政府;一个对人祸造成的苦难,不尽自己作为一个人应尽之责,不仅不配做公民,而且永远只会出现“人皆得以隶使之”的悲惨局面。

45. 六十年来,官方对民众训练得非常成功的一个思维模式就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这在我们许多热爱自由的朋友们身上,也时有流露。这不能说热爱民主自由的人们对专制的一系列特点没有防备,而是说专制统治深入了我们的骨血,融成一片,让人们习焉不察。

46. 再宏大的目标,再远大的理想,再公共的知识分子,始终葆有哪怕微渺的人性,对周围同胞的生存有一种及身而见、感同身受的悲悯,和慷慨激昂地批评社会不公,和不懈地批评政府的失职,同等重要。
47. 我坚持每日一博,日拱一卒,功不唐捐的理念,是因为爱,不是因为恨。我对政府有失望有猛烈之批评,但没有仇恨。我知道自己从小是受阶级教育仇恨教育长大的人,我对自己受教背景充满警惕。我对自己身上不宽容的东西充满警惕,但宽容不是纵容。

48. 宣传部是一个扑灭民众权利、堵塞民众知情权、愚弄民众的机构,这样一个机构不会因灾后重建有丝毫的改变,相反可能在消灭和堵塞真相时因“政治正确”的原因而做得比平常更为过火。

49. 真相是灾后重建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任何想籍此遮掩的举措,都是在犯罪为恶。政府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否则政府任何宣传任何自我表扬,都无法获得民众的谅解。无法得到谅解而造成长期的积怨,时间也不会让他们屈服。

50. 只要能够促成自身利益的短暂实现,他们也会心甘情愿做着许多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事,说着许多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话。只有利益,没有是非;只有利害,没有底线,这是许多五毛最实际的行事考量。

51. 这个社会太多的人想搭便车,很少人有责任感,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去努力。而且中国人讲究实用,巴不得今天做了事情明天就能收到效果。这就像中国人对读书的态度,如果认一个字能挣五块钱,那他愿意,要不他宁愿去打几把麻将。

52. 我看不少人对中国这个社会相当悲观,我认为这样的心态虽可理解,但并不可取。我对中国的变革不是十分乐观,但绝不悲观,这一点就是拜胡适先生教导所赐。

53. 告密是专制社会常用的手段,让其统治成本相对较低廉,所以几千年来中国史不绝书。告密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来掌控他人权利而使统治者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更是对“囚徒困境”的一种极端运用形式。

54. 中国教育制度作为现存社会政治制度的子系统,它的革新,必须仰赖于政治体制循序渐进、有效而理性的改革,否则要实现教育的完全革新是不可能的。

55. 在一个肉弱强食的丛林社会,尽情地利用一切信息不对称,干许多恶事被看作是天经地义的,这也就是中国历来三十六计、长短经、勾距之术比较发达的深层因由。

56. 从小事做起,做些不影响我们生活、工作等方面的力所能及的救助,与我们要彻底为建立民自由之国家的努力,并不是矛盾的,甚至是相辅相成的。对周围同胞的生存有一种及身而见、感同身受的悲悯,和慷慨激昂地批评社会不公,和不懈地批评政府的失职,同等重要。

57. 现在有许多中国人拿体制的命令和系统的僵化,来为自己所干的坏事推脱,他们根本不考虑这一切是否符合人道与良知。更有甚者,许多体制受益者还为自己的恶行辩护、振振有辞,颠倒黑白把自己所做的错事认为是正确的。

58. 在专制制度下,所有官员都在玩轮盘赌,自己哪天倒霉,没有体面与自由,这是说不清楚的事,因此大家才会看到各级官员为什么好风水、喜八卦、学周易(进国学班主要学这个),和各种佛、道界的掌门人往来密切。
59. 西方的强大不是自吹自擂得来的,而是不断寻找问题和解决问题得来的。西方人他专门找问题、找碴子,绝不歌颂政府。政府是在民众的骂声中学乖的、是在不断的丢人现眼中成熟的。

60. 作为率先觉醒的中国公民,我们不应当首先把自己定位为一个颠覆一切的革命家,而应当首先在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中活得像一个人的样子,活得像一个公民的样子。

61. 税收的最大基础,便是建立在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关系上,而纳税的人只有无穷无尽的义务,而没有取得相应的权利,他对税收便处于消极怠堕的状态,严重者便暴力抗税。

62. 作为中国著名的艺术家,艾未未的创意能力和权利意识,都属一流。他可以创造出很好的作品,也可以表达出惊天动地的权利诉求,因为他是不错的艺术家和杰出公民的混合体,他做到了艺术创造和权利诉求的完美表达。

63. 艾未未在公共领域里的多个事件中持续发声,并以他的勇气、毅力、坚韧和持续的投入精神,聚合艾未未公民调查小组,对震后死难学生数字,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实 地调查,为推动公民社会的进步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他的调查小组所拍的《老妈蹄花》、《花脸巴儿》堪称这个时代的真实记录。

64. 我并不是一个很勇敢的人,我只是个能坚持的人,因为认可胡适先生的理念,认可关于爱才是人生补药的理念,所以才能摆脱仇恨和戾气,不被仇恨和戾气所焚烧。

65. 艾未未在我眼里,他不政治,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公民,也与正常的公民一样知道,政治其实应该就是公民社区的公共事务,而不是小群精英们的特权;只是他做公民做的太直接太耿,在刻意躲避政治锋芒的中国文艺人群中,特别的政治和不合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