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什么容易被妖魔化？

我 是不承认中国被妖魔化的，但为什么我要言说这个问题呢？那是我们的官方传媒和太多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一看到西方对中国偶有的不失报道，便说这是西 方集体的、有意的对中国的歪曲。英国作家吉卜林曾说：东方是东方，西方是西方，二者永不相遇。吉卜林说得太绝对，遇是要遇的，怎么遇，如何处理遇？这才是 东西方问题之所在。如何处理遇，这涉及到东西方精神与物质生活的许多方面，是个值得永久探讨的大难题。但在东西方交汇的际遇中，中国在其间的反应，与许多 东方国家的做法并不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西方的问题西方自有多方利益的博弈与制肘（只要我们稍微理智一点，他们在新闻等方面的自我纠错能力与机制，都不 是中国可比的，除非一家新闻机构想垮台，否则没有任何一家机构不把传媒公信力当回事），我认为中国人应该思考的是，如果真有中国妖魔化，那么我自己做错了 什么，容易被他们妖魔化？我认为一个人遭别人误解，首先要想想自己是不是有问题，这也是我这篇文章着力点在反省我们中国自身问题的一个原因。我不可能在一 篇急就章言说清楚这么宏大的命题，但我有几点并不完整的看法提供如下，用于大家批评与思考。

一： 今天不理智 的民族主义地雷，皆拜中国愚民教育所赐。香港作家陶杰曾说过，中国的教育是在为未来埋地雷。这话与袁伟时先生所说的“狠奶教育”，只是对同一事实的两种表 述而已。由于我们是把爱国家、爱政府、爱党一锅烩的愚民教育，所以一旦看到西方对共产党极权的批评，官方便用其愚民教育，说这是在批评中国，这是在反华辱 华，一些接受这样受害教育的人，便起来为虚幻的愤怒而战斗。我的意思是，国外许多对中国的批评，都只是批评官方批评中共极权，并非对这个国家的人民和文 化，有什么偏见而已，作为一个普通人，要分清这一点，不被官方的宣传所左右。可惜的是，中国那些对自己糟糕的生存并状态不愤怒，却有一股子无名的爱国之火 的人们，有多少人能分清这一点呢？官方正好利用这一切，来为其统治合法性并实现其统治小集团的利益最大化。

二： 作为后发国家一种天然的挨打感，导致别人的任何批评，都视为挑衅。四九年我们的教育是，落后就要挨打。这样的命题十分可笑，却至今被普遍接受。世界上有许 多国家落后，却从来没有被挨打过，落后与挨打不存在天然的联系。但落后的观念的确给交往越来越多的世界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如鸦片战争，只不过别人想惠互利 的商业意图，却被中国无端的拒绝，从而导致了效往的麻烦。当然导致这样的战争，西方也是有恃强凌弱之嫌，但中国自己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自己却不能忽 略过。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我们都摆脱不了受虐狂状态，这是整个民族心理扭曲、脆弱之表现，而这样的脆弱和受虐心理，却被我们糟糕的近现代史研究和意识形态 需要而放大，从而形成了一种癫狂的民族主义情绪。

三： 官方培养民众的虐待狂的状态，来反衬其作为所谓大救星 的救世作用。四九年后得鼎，官方一开始的宣传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后来觉得这样绝对的话太无耻，于是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种“没 有……就没有”的武断句式，在四九年后的官方宣传中，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滥用，从而加强了一种没有共产党，中国人便不是中国人，中国人就活不下去的虚幻感 觉。为什么他们要愚弄民众，培养这样的虚幻感呢？那是因为他们深知自己是武力夺取政权，而且是在日本凌侵中国时发国难财而壮大，害怕民众不服他们，从而采 取一系列的洗脑策略，从而成功地在民众头脑中植入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样的芯片，从而使民众完全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从受虐待狂心理的培养，到虚 幻的受虐狂压迫（夸大他国的压迫与侵略），从而完成官方从精神对国人的完全奴役与统治，复以极权经济对人之物质需求的全面控制，便很好地植入“大救星”这 样的芯片。

四： 植入“大救星”芯片，夸大帝国主义侵略史，培养民族主义鸦片。西方对中国有无侵略，这不是个 问题。的确西方在与中国相交之时，其恃强凌弱的行径，应该受到批评，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我们自身的专制制度、排外闭关有关。近现代许多战争，固有外国凌 侵挑衅的原因，但中国自身的问题也促使了这些灾难的发生，我们必须理智对待。在四九年前，对西方的侵略，我们都还有有一说一，有二说二的务实态度，但在四 九年后，完全为了党派利益，而不惜歪曲一切历史，为剔除共产党政权合法性焦虑服务的做法，比如因为美国支持国民党，而将美国的一切都将以否定，五十年代的 反美浪潮，皆是官方为一己之私利服务而已，非为民众亦非为民族着想也。五十年代这样对美国的妖魔化，当然有共产极权阵营和民主阵营冷战的原因，但共产党官 方倒向苏联极权，为一党之私利服务的做法，却是不能否认的。

五： 为党派利益而非为民族利益的外交政策，是东 西方摩擦乃至导致中方所谓妖魔化的一个原因。五六十年代不说了吧，国内死了很多民众，却要勒紧腰带去支持意识形态的阶级“兄弟”越南，后来又因为意识形态 和党派分歧，又去惩处他的“兄弟”越南，这些都是党派外交，但却带来了民族灾难。即便是如今，官方的外交政策中，朋友与否的概念，还是党派和意识形态凌驾 于国家、民族利益，一大世界景观便是，谁被民主自由的世界认为是流氓政权，谁便是中国官方的朋友，如朝鲜、古巴等，这样为党派利益不顾一切的不理智选择， 你让西方怎么评价你？民主自由制度的确有它的问题，但已经被三四百年的时间特别是二十世纪以来，比其他制度包括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的制度。

六： 极权统治是导致西方“妖魔化”中国政府的真正原因。现在政治文明需要的是破除垄断，讲究权力与政党之间的制衡，因为只有这样，每个的权利与自由，才能逐渐 得到保护。那种在政治上搞垄断，搞一党独裁，就是延续过去那种野蛮的丛林法则，是一种不文明的强权政治，这样的制度应该受到批评与谴责，并加以改正。极权 制度导致许多方面的走样。单就目前的西藏问题，举其大者：一是封锁信息，排拒真相，不能给西方传媒真实接近西藏的机会，这是西方传媒失误的原因；二是官方 宣传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却只允许官方独家通过新华社发布消息，当然会引起全世界各方面的强烈反弹；三是宣传组织传媒去采访的做法，也是限制传媒的自由采 访，“组织采访”的做法本身就很荒诞，与新闻采访的真实要求大相径庭，何况采访过程中，已经爆出官方的造假行为。可以这样说，这次国际上对西藏事件的强烈 反弹，乃至有些不实报道，可能有他们自身价值观与偏向的问题，但最重要的是，中国官方的封锁态度和应对危机公关的能力，极其低下，他们以为用此前一手遮天 的做法，便可消弥世间的一切不同声音与质疑，这其实是自欺欺人。不能真实报道，当然难免在一定程度上不实，而被中国官方夸大为“妖魔化”。

七： 不理智的民族主义是柄双刃剑，民众和国家是最终的受害者。几十年的爱党即爱政府，爱政府即爱国的愚民教育，官方已经成功地偷换概念，成功地将党派利益凌驾 于民族国家利益之上，并且成功地利用党派利益而偷用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许多人的利益因此惨受剥夺，却并没有意识到此点，这是官方几十年来愚民的成功。而且 他们为了党派利益，成功地“妖魔化”民主自由，让民众觉得中国不适宜于搞民主自由，从而完成对民众利益的绑架。为了利用民族、国家这样的大牌牢牢攫取党派 利益，不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歪曲民主自由国家的好处，不惜一切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比如台海问题，他们对台湾强硬，不是他们爱国，是因为这对不理智 的民族主义者、不清醒的爱国主义者无法交待，因为这会涉及到他的统治合法性。其实真要解决台湾问题，就是放弃党派利益，把民众、民族、国家利益放在头等位 置就行了，可是极权的官方，他们会这样做么？我也希望统一，但你不放弃党派私利，不放弃独裁统一，台湾怎么统一？能享受到民主自由，谁愿意统一到一个独裁 政权之下？香港模式根本就不适用台湾问题。倒是最近胡锦涛的一中各表相对务实，但是真正要统一，那真是一件非常慢长的事，除非民主自由，中国无法统一台 湾。中国不改变其独裁统治，用党派利益来与全世界的民主自由国家和国内民众的利益作对，如果你不幸被妖魔化，你能怨谁呢？

2008年4月10日8：40分 于成都

知识分子是有责任的

冉 按：这是《中国西部》杂志杨兄在做一期桃花的专题时，所做的一个小访谈。我很诧异他们做一期桃花要我来说这些话，当然我是乐意说这些话的。这些话 诚如他所说用在版面上是比较克制的，因此有可能意思的完整度不够，请朋友们原谅。但对传统传媒，能发声要尽量发声，以使我们的观点能得到更多的传播，这是 我的一贯理念。下面就将这篇小访谈张贴于我的博客上，以飨更多的朋友们。关于清明的纪念，过两天再写吧，这两天要休息一下，马上到旧书市场淘旧书。很久没 去了，真是十分想念。2009年4月5日6：53分于成都
在我看来，桃花在中国文化中主要有两层意义。一是因为它的姣好，所以我们说女人艳若桃花，讲到那些艳丽的故事比如婚外情的时候也拿桃花来做隐喻；再就是作为乌托邦的隐喻，《桃花源记》在中国就是一种乌托邦的性质。

因 为皇权社会下人们展示自己才华的渠道十分狭窄——无非就是读书考取功名，所以皇权社会很多知识分子在批评过专制、独裁，批评过恶政府的时候显得十分婉转。 比如他们会虚构一些上古时代的美好社会，比如庄子、老子等，其实通过虚构这种上古的美好社会来声东击西、指桑骂槐。他们不敢公然地批评政府，因为那样代价 实在太大。而虚构出那些所谓的至德之世、大同社会，也就是桃花源，也就是乌托邦。

这 种乌托邦在古代文化中刮 起一股隐逸之风，我的理解是，一个是置身事外，再一个就是消极抵抗（中国人有逃跑的自由）。但人始终是不能脱离社会的，哪怕你是一个隐士，普天之下莫非王 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哪儿都得交人头税（户籍税等）。西方人说人一生下来就有两件事情伴随，第一条就是纳税。所以逃是跑不掉的。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也不存在美好到无可挑剔的社会，我们也没必要为此努力。因为去为一个毫无瑕疵的美好社会努力，是徒劳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这种乌托邦只应该存在于思想家的思想体系中。

一个社会肯定会充满很多弹性，也就是说总会有不完善的地方。我们需要做的是在发现有瑕疵的时候去进行修正，今天发现一点就今天修正一点，明天发现一点明天再修正一点，让它更加合理，更加人性。

当然，如果作为一种私人选择，你说自己想过一种清静无为的生活，过一种隐士般的生活，倒也无可厚非。但如果在公共领域选择逃跑，比如你的权利受到伤害，而你选择逃跑，那就不是反抗了，那是鸵鸟。而且这样的心态会损伤所有人的利益，包括等待（搭便车）者。

这 个社会太多的人想搭便车，很少人有责任感，觉得这个社会需要去努力。而且中国人讲究实用，巴不得今天做了事情明天就能收到效果。这就像中国人对读书的态 度，如果认一个字能挣五块钱，那他愿意，要不他宁愿去打几把麻将。罗素讲（三要素），对苦难有着不可忍受的同情心，对爱的渴求，对知识纯然的热爱。中国人 不讲这个，他们心中充满焦虑，但是十分着急，要是自己不能看到目标的实现，就不去做了。

所 以有时候一个社会 事件出来，会出现知识分子失语的现象——当然，这个原因是多方面的。作为个人行为来讲，不对某件事情发言，无可厚非（当然，要是集体失语，知识分子是有责 任的）。但是你不能乱讲，比如余秋雨，他如果只是自己挣钱，那我根本不可能去说他。但是他在那里“含泪劝告”，这就不仅仅是无知了，简直是无耻。还有那个 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的王兆山。我觉得这都已经越过底线了。如果任其泛滥下去，任其是非颠倒，任其价值错乱，对整个社会都将造成极大的伤害。

这 其实是一个基本常识。但很多人都把类似的常识抛诸脑后，做出一些很愚蠢的事情（比如你要爱一个国家，首先要从爱你的爸爸妈妈、爱你的亲人朋友、爱你生活的 地方、爱你本人开始。而不是架空的、抽象的爱国家）。这其中一些愚蠢的行为不仅损伤了本人的利益，而且损伤了其他人的公共利益（包括我的利益），这就是我 要批评这些人的原因。我觉得应该做出我自己的努力，尽我自己的责任。

荒诞无耻的中国黑监狱

许 志永兄的探访京城黑监狱，主要揭示了在监狱之外，官方一些部门私设“刑堂”而造成的狱外关押访民。各级政府官员为了自己乌纱帽，不让访民“上达天 听”，不惜一切到京堵截上访民众正当维权，于是各种欺哄黑诈、禁闭羁押的手段，悉数用上。这在二十一世纪政治文明已成滚滚大潮之势的世界里，显得怪诞诡 异，血腥黑暗。这便是中国社会人权不保、正义不彰的公开实证，无论用什么样的辩词，任何巧言令色都无法抹杀铁的事实。

不 只是私设“刑堂”的黑监狱黑，就是真正的监狱里乌七八糟，光怪陆离的事也发生不少。犯罪人员在狱中不明不白死掉的事，近年来也不少见。继周老虎、俯卧 撑、打酱油、查蚊子之后又来了“躲猫猫”事件，真可谓滑天下之大稽。各级政府在任何充满猫腻的事件发生后，不是让其真相大白，而是采取猫盖屎的方式来掩盖 真相。把真相当作可以随意播弄的东西，愚弄民众愚弄社会，侮辱大家的智商，用一些匪夷所思的托辞，冀图蒙混过关。犯人在狱中莫名其妙地死掉，却说是做“躲 猫猫”的游戏而死，这样的结论，恐怕欺哄任何叫人类的动物，都无法使人相信。但官方居然大言不惭地将其当作致死之因公布出来，不是官方愚弄就是民众好欺， 不是官方自大就是民众太弱，所以才有这样的荒唐的事发生。


“躲 猫猫”事件发生后，云南省委宣传部让网民参与调查，以给民意主流战场的网民一个过得去的说法。这样的危机公关举措，是应该赞赏的。但官方总是低估民众 智商，一再漠视民众会对他们的一些做法产生疑问。譬如参与调查的网民是怎么选的？与各个利益方是什么关系？网民的现实职务、单位等有无公布？是否有省委宣 传部唱双簧戏？网民能看到什么东西？网民的意见能否不受官方的打压和引导？网民不能接触事件的核心，那么他们参与此一事件的真相调查，怎么让人信服？诸多 疑问，无不悬挂于心。可以这样说，网民也是现实社会中的一员，你省委宣传部召集他去，又在你云南省管辖范围内，有几个人敢得罪官方而说出真正的真相？官方 召集网民参与的致命弱点，单是在此一点上就暴露无遗。


要 言之，从诸多方面显示，网民参与不能保证事件真相的披露，只是一种公关危机招数上的新鲜而已。同时，也证明公检法的公信力在中国的彻底破产，“躲猫猫” 就是一个显例。因为民众无法相信现在的公检法，因为执法不公、司法不独立已是众人皆知的事。司法作为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无数次的崩溃，才有许多民众上 访，才导致不少群体事件的发生，才导致像云南晋宁这样离奇的“躲猫猫”事件的发生。云南省委宣传部召集网民参与“躲猫猫”事件的调查，看似一招妙棋，其实 背后突显了公检法公信力的彻底丧失。这背后透露出来的信息，是政府包括公检法公信力的丧失，给整个社会所带来的不信任，不安与焦虑此起彼伏，从而造成社会 群体理性的逐步丧失，给社会埋下诸多不稳的定时炸弹。


也 就是说，要使“躲猫猫”事件的处理取信于民，必须建立真正的对政府的监督机制，使得政府的各项工作，纳入法治的轨道来办理。而司法又必须独立，否则法治 轨道只是成为领导权力的一种折射。而这一切，必须仰赖于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逐步实行民主自由的政治文明的变革，方能彻底的实现。否则令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 都自叹不如的，荒诞诡异的“躲猫猫”事件就会层出不穷。可以预言，一个不经民选的政府，最终会被诸如周老虎、俯卧撑、打酱油、查蚊子、躲猫猫等一看就荒诞 怪异的事件，将其“伟光正”的画皮剥得精光。

2009年2月21日9：40分于成都

为热爱自己而斗争

从 小到大的教育中，洗脑教育总是不停地要我们热爱党热社会主义以及热爱中国，就是不提倡要我们热爱自己。不提倡你珍惜自己的生命，不注重安全教育 ——事实上安全教育不仅涉及地震、火灾等灾害教育，而且也应该涉及食品安全问题——因为我们的命贱。我们从小到大的政治课本（从思品到毛概）全是大而无当 地把人教成傻瓜的教材，这种教材今天还在用，这种课今天还教，这就是教育不中立，教育党化奴才化的结果。拜这样的教育之赐，有许多人终其一生都不知道政府 是拿来做什么用的？政府是谁养的？他们运营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别说普通民众，就是你随便问问当今的大学生，他们也未必有几个人真把这些事透彻地讲清楚。为 什么我们一些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也看不清一个不受真正制约的现存政权为恶的本质呢？这不是他读的书不够多，而是他没有读到像样子的好书，也不知道怎样去思 考问题和社会，才最大程度符合自己的利益，也尊重他人的生存。当然也有许多人因为恶的制度横行，恶的制度吃得开，而钻营进去成为伤害他人利益的一分子，甚 至成为不良制度的代言人与维护者。


如 何热爱自己，其实就是 如何珍惜自己作为人的权利。权利如何获得？那就是应该自己争取，靠别人的施舍是等不来的。比如这次毒奶粉事件，你对他最大的背叛，就是用脚投票，在它没有 实质性的改进之前，绝不买他的奶粉。买了奶粉受了害，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争取自己的权利，联合起诉，或者将自己的受害经历写出来，广为传播，以免更 多的人受到伤害。同时由于你的揭发，使得厂家之害大为减少，并且让更多的人不买他的产品，使他受到实质性的经济惩处。受了害，并不是你就一事无成，一无可 做。再弱的人，都有自己斗争的手段与方式。你在不影响自己的现有生存的同时，不停地为自己受损的权益而奔走呼吁，当更多的人觉醒，而且采取同样的方式，理 性而持续地去斗争的时候，就会唤醒更多的人为自己权益为热爱自己而斗争。


当 然所谓热爱自己，并不仅限于自己。因为自己绝不是孤零的，你有自己的家人，亲戚，朋友、同事等，因为大家的利益都是钩连在一起的，只是利益相关程度有远近 不同而已。进而言之，整个社会乃至人类都是因此而相关的，谁也不是一个孤零零的存在。任何人的伤痛都与我们有关，他们的尊严与利益受损，同样也是漠视我们 的尊严与利益。因为今天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灾难，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对于受害者的声援，既是声援他们，帮助他们争取自己的利益，同时也是为争 取我们的利益不受伤害而做间接的努力。那些伤害他人上瘾的人理应受到惩处，而且还要使那些伤害他人利益的制度得到改善，使其更加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


热 爱自己是热爱他人的开始，就像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纵谈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之威力后，还要反过来再谈自利是一切道德之源。只是你的自私如果以损害 他人为目的，从而达到自己谋利，那么这个自私就会受到法律的限制。但你合法的挣钱，你合法地为自己的利益而努力，你客观上也帮助了他人。你纳税，你开公司 解决就业（其实你就是为自利，但你自利也得让打工者有自己的权益，也要得到对方基于合同的认可，而且这合同有问题还可以重新探讨），你在挣了钱谋了自己利 益的同时，也为社会进步和发展做了贡献。而不是相反，你要先来为社会贡献，然后才能谈到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利益忽悠和利益倒错。把所谓的国家利益和集体 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是一种蛮横无耻的对他人利益的剥夺。这种利益设置的倒错，极大地剥夺许多人的利益，也伤害了社会创造和社会发展的激励机制。人的局 限和能量都来源于他的自私自利自爱的冲动。如果因为自利而使社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我们要努力的不是取消自利，而是让自利一方面受到法律的保护与制约， 另一方面也要承受人是有局限的动物这一事实。我们不要奢望人可以完美到没有自身的局限，这是不现实的。我们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并不是说这生活和制度 完美无缺，而是说这是两害相权取其轻。


2008年9月24日8：30分于成都，时在飘泼大雨中

中国官员们的恐惧

我 曾在网络上看到新闻说，许多官员对网络有焦虑症。虽然没有看到其中的统计数字，但我相信这新闻的真实性。这是为什么呢？中国官员历来没有真正的监 督与约束，所谓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其实是选择性失明的另一种说法。需要你雪亮的时候，你就雪亮；需要你不明真相的时候，你就只有不明真相。也就是 说，群众只是官员利用的傀儡而已，拿官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不特如此，民众看到了官员的胡作非为、贪腐污化，无处诉说，新闻媒体是官员们控制的，自然不 会将官员的丑事公布出来。那些被公布出来的贪污腐化分子，固然可能是真实的，但其被公布出来的原动力，不在于有真正的监督，而在于高层的政治斗争，或者从 政者丧失靠山，与民主自由的监督和庶民的胜利没有关系，反腐防贪只是他们藉此互斗的由头罢了。

官 员们 相信自己有本事能找到靠山，因为如何行贿与受贿就是中国做官的经典教材。他们深知就算不小心丧失一个靠山，他们还有另一个靠山，因为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面，这点经济学的投资常识，他们近乎本能地能够运用。也就是说丧失一个靠山，而自己倒霉的概率并不高。至于说变成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这 还是一种级别，不到一定的级别，你没有资格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来因为你无法接近高层，与他们勾连在一起；二来你还不够作牺牲品的资格，因为你的 砝码不够。那么作为一般官员来讲，最害怕的就是相对自由的互联网，由于互联网的技术特性，要根除所有不利官员的信息，可谓难上加难。而且信息来源如此多样 如此快捷，让不少官员有防不胜防的感觉，因为他们做的恶事太多，手上留下的把柄，为恶的蛛丝马迹亦复不少。所以他们害怕曝光，他们要尽一切办法来堵住消息 源，消灭言论自由。有的官员用保护隐私权来遮掩自己贪污腐败的为恶行径，他们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官员有许多行为不属于隐私范畴。

把 批评政府混淆为颠覆国家（许多文字狱由此而来），把公布民众有权利知道的真相视为泄露国家机密（如学生死难名单的公布），这就是他们为什么要限制互联网言 论的原因。与此同时，他们重复老掉牙的散布谣言的罪名，即令是散布谣言，其根源也在你不公布真相，同时也不遵守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致。不惩处不公布真相的 罪恶行径，却单方面惩处谣言，这本身就是一种为恶的强盗逻辑，这样单方面的惩处是强权的典型特征，何况不公布真相是谣言得以存在的原因，不惩罚祸首却惩罚 小恶，何以服众？再者，不公布真相，却在那里一再宣传“谣言止于智者”，这也是典型的愚民说辞。谣言只会止于信息公开、真相公布、言论自由。在一个不公布 真相的社会里，要建立在所有人都是智者的基础上，来制止谣言，既荒谬且不可行。没有任何一个社会是全由智者组成的，而那些甚少谣言或者没有谣言的社会里， 端赖民众该知道的真相总是有机会被揭露出来。

写 博客写帖子要登记身份，这条款本来是杭州互联网的新规 定，标题似乎应该叫《杭州官员们的恐惧》才更符合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实证方法，我当然知道从学术上来似乎应该如此。但问题在于，中国官方现在很聪明地常 用些试探性策略，来推行他们那些民众反对意见很多的举措。他们采取小股突破的方法，如先在杭州推行写博写帖子要登记信息的策略，试探民众对这个规定的反 应。如果民众不是大规模的反对，网络不是群起而攻之，甚至有人起诉这种规定违宪违反言论自由，那么官方极有可能将此地方性法规，推而扩展开来在全国加以实 施，从而进一步地控制言论和互联网，从而为全国性制约言论自由和严控互联网，做出“特殊”的贡献。由于信息不对称，由于言论自由的控制，我们不妨揣测这个 更高层的官方委托中国互联网协会与地方政府联手所做的一个更为严控互联网的实验。

其 实哪个地方不想像 杭州一样来个上网写帖写博客要登记信息，以严控网络上相对自由的言论呢？每个地方都想像杭州一样，为什么他们不高效率地群起效尤呢？那是因为最高当轴害怕 每个地方都如此会造成震荡效果。同时，与其说每个地方都像杭州一样立法——如果民众反对的声音不够大——毋宁让中国橡皮图章协会“全国人大”堂而皇之在杭 州立法上来个升级版，到时法位较高，权威性更大，而且比每个地方都立法更为经济。对于个人，我们要尽量不去揣测别人的动机，对于政府，在他们信息不公开 （其实哪怕公开）的情形下，我们有揣测他们为恶的权利。他们既可以“半夜鸡叫”（有关股票印花税），也可以朝令夕改，随时为限制民众而为政府服务。也就是 说，各位杭州网民今天受到的限制与侮辱，明天就可能降临到我们的头上，因此我们不能坐视不理，我们应该用尽一切理性的办法来表达我们的不满以及对杭州网友 言论自由的声援。否则明天最高当轴推广“先进的杭州经验”，全国的网络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大监狱。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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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杭州互联网新规51起实施：发帖写博要登记身份。http://www.sh.chinanews.com.cn/PageUrl/200951233615.html。  
二：杭州上网新规将制定,网民想说话只争朝夕! http://club.news.sohu.com/r-ztx-79991-0-24-900.html。